1935年11月1日，南京。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百余名国民政府高官，在中央党部的大礼堂前集中合影，蒋介石因故离场，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资历最高、官职最高，坐在第一排正中，两旁是林森、张静江、孙科、阎锡山、张学良等一群国民政府要人。
突然间，记者群里冲出一人，高喊着“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对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颧骨、臂膀、后背中弹，重伤倒地，生死未卜。
刺客是原十九路军排长孙凤鸣，因为痛恨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后对日本的绥靖政策，愤而决定以记者身份刺杀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然而，在礼堂前照相的时候，蒋介石见会场秩序混乱，便借口身体不适躲进休息室，与蒋介石有隙而心有怨气的汪精卫，独自下楼参加合影，结果顶了挨枪的缺。
尽管汪精卫方面一直怀疑是蒋介石指派的刺客（蒋汪二人一直在竞争党内第一人头衔），但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一起纯粹的民间刺杀事件——后来新政府名单公布，汪精卫被提名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但据说因为伤重无法接受，其职位由其副手蒋介石担任，蒋汪合作期结束，中国进入一个国家、一个领袖时期。
这一针对领袖的“刺杀”活动，引发人们对于国民政府政局不稳的诸多猜测，这不仅在政治上引发动荡，对当时中国货币和金融市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法币之前
先解释一下当时中国的货币金融背景。
自明朝中期开始，中国一直以白银作为货币，用纹银成色和重量进行计价。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银圆大量输入，人们发现采用银圆计价更为方便，各省开始设立银圆局铸造银圆。1910年，清政府合并各省银圆局，开始铸造“宣统元宝”银圆，打算以此统一全国货币。
货币没统一，大清倒先亡了。
1913年，袁世凯任总统的北洋政府基本统一全国。政局稳定下来之后，政府于1914年2月颁布《国币条例》：
“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
“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八九，铜一一”；
“国币计算，均以十进，每圆十分之一称为角，百分之一称为分，千分之一称为厘，公私兑换，均照此率”。
政府规定，凡中国境内从事商品交易活动时，必须以新铸造银元为交易媒介，同时铸造银、铜辅币，实行十进位制。1914年12月，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开始铸造新版银币，其正面刻有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刻有嘉禾纹饰与币制值，俗称“袁大头”。
由于这种机械制造新银币式样新颖，形制划一，重量、成色与法定重量差异极小，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所以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人们非常乐于使用。中国货币体系从银两过渡到了银元，“袁大头”成为中国的主导货币，也使得“圆”、“角”、“分”的概念从此深入人心。
可惜的是，随着1916年袁世凯的死去，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时期，货币也再度混乱。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权稳固之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强化北洋政府时期的银本位货币政策，规定自4月6日起，所有用银两征收的税款及关金，一律改为银本位币（银元）计价，或旧有一元银币按原定重量成色缴纳，在交易中使用银两概念，法律上无效。
在发布上述命令和条例时，中央造币厂从3月起开铸新银币，新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头像，背面为帆船图案，因此被称为“帆船银元”。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一直混乱不堪的货币问题，看来要圆满解决了。
理想是美好滴，现实是残酷滴，国际社会是会影响中国滴。
1929年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普遍受到牵连，1933年当选的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决定采取美元贬值的方式来保护美国利益，并计划以“金三银一”的比例，将白银在国家货币储备中的比例由1/6提高到1/4。
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6月，罗斯福先后颁布了《银购入法》和《白银法案》等法案，世界银价暴涨，国际上以美元计价的白银价格暴涨1倍，而实施银本位制的中国，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其他国家大多实施金本位制）——如果将中国银元销毁，铸成银锭卖到国际市场，至少可以获得20%的利润。
中国白银开始被大量出口。
根据有关资料，《白银法案》签署后仅3个月时间，中国已经流出2亿银元。当时《申报》曾报道，单在8月21日这一天，汇丰银行从上海港口装运走的银元就达1150万元，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存银从最高的2.75亿银元，大幅下降到只有0.42亿银元。
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为了削弱国民政府，更是故意从中国大量走私白银出境。根据有关资料，日本白银净出口额从1933年的756万日元暴涨至1935年的2.25亿日元。日本国内原本并无多少白银，主要就是从中国走私进口白银转而出口到国际市场。
中国银元数量大量减少，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灾难。因为物价上涨，中国商品出口日益艰难，货币利息扶摇直上而且很难贷到，国内与民生相关的诸多物价暴跌，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资金周转失灵，工商业大量破产，银行、钱庄也开始大面积倒闭……
鉴于中国陷入严峻的通货紧缩，1934年底，国民政府开始秘密筹划币制改革。
1935年3月，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出马，黑白手段并举，成功收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实业银行等能发钞的大银行，官办银行占据银行制高点。
汪精卫遇刺，时人顿觉政局动荡，纸币贬值、停止银元兑换的传闻甚嚣尘上，上至富商巨贾，下至升斗小民，纷纷到银行挤兑银元，这让当时整个中国金融业面临崩溃局面。
为避免金融市场陷入失控和动荡，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35年11月3日，仓促发布《财政部关于施行法币布告》，规定自11月4日起，中国境内禁止白银和银元流通，以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作为流通法币，1个银元兑换法币1元，其他银行被禁止发行钞票。
这么一个仓促间的决定，却是中国正式进入信用货币时代的开始，以纯粹的纸币替代过去流行了几百年的白银货币，更深远了说，这是针对中国3000年实物货币的一场革命……
法币发行
1936年1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辅币条例”，对新币的种类和数量进行明文规定；2月，又规定蒋介石的御用银行——农业银行也拥有发行法币的权力，法币发行体系正式建立。
由于法币完全依靠政府的信用流通，是一种典型的信用货币，货币第一次开始不再代表任何实物，而只是一个价值符号，这开创了中国一个新的货币发展阶段，意味着几千年来中国一直采用的实物（不管是贝壳、布帛、铜钱还是白银）钱被彻底抛弃，换成了政府规定的纸。
标识数字面额的法币，在交易中被用作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但由于其仅是一个价值符号，所以不可能用作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后来出现的人民币，正是以法币的发行为模板，建立起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不兑现的信用纸币体系。
由于国家集中了纸币的发行权，货币发行利益彻底归于政府，旧的银本位制度被不兑现纸币流通制度所代替，白银在法律上已不再是我国的流通货币，银币、生银、银锭及其他白银类支付媒介，开始退出中国货币流通领域。
1937年9月2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给行政院的提案稿”中提到：“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施行法币政策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收兑之银币达三万万元”。这意味着，通过实施法币政策，国民政府收到了3亿货真价实的银元。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实施法币政策，国民政府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对全国金融的垄断，依靠政治权力，确立了官僚资本在中国的绝对垄断地位。财政部长孔祥熙就说过：
“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
正因为纸币印刷比铸造银元省事多了，11月份实施法币政策，1935年底政府就已经发行了4.5亿元的法币，有效缓解了当时存在的通货紧缩现象。
根据实施法币政策的规定，法币发行有60%的现银和40%的有价证券作为储备。但掌握了全部货币发行权益的国民政府，又怎会用一条迂腐的规则束缚自己？从1935年底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上涨了3倍多，达到14.8亿元。
由于实施法币政策，可以凭空造出货币，与货币发行有关系的金融权贵们对于辛辛苦苦的工农业生产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最有兴趣的是利用与政府的关系，先得到政府发行的纸币，然后用来发放贷款，搞一些短平快的商业项目，坐收利息或狠捞一把——数据表明，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四大银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农业是0，可见政府控制下的金融机构对实业生产的“重视程度”。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正式开启，法币的印刷更是开始放飞自我。
8年抗战下来，法币发行量从14.8亿元暴增至5744亿元，增长了388倍，折算下来年增长率高达111%，相对应的物价（按重庆批发物价指数算）更是上涨了1795倍。
抗日战争前，100元法币能换1头牛，1938年底就只能换到一只鸡，接下来是一包烟，一块肥皂，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只能换半包火柴了！一头牛变半包火柴，你还别说惨，对比一下日伪沦陷区人民，你会觉得这够幸福了。
汪精卫投降日本之后，汪伪政权很快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于1941年发行中储券，并以50比100的比率兑换“法币”，到1942年5月31日完全禁止法币流通。1944年之前，中储券的贬值情况基本与法币相当，但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败，中储券贬值速度超过了法币。截止1945年9月，中储券发行总额高达4.6万亿元。
在被日伪政权残酷压榨N年之后，1亿多沦陷区人民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敲锣打鼓迎来国民政府这个解放者，可没有想到的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政府将币值相差并不太远的法币和中储券，强行规定为1:200的兑换比率，直接将沦陷区所有人的财富掠夺走99%，而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用已经贬值至原来万分之五的法币，依然大发战争财，大发沦陷区民众苦难的财。
不管咋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按道理来说，法币印钞机总该歇一歇——过去的8年疯狂印钞，还可以厚着脸皮说因为战争，不得不“印钞救国”。但战争已经胜利，国民政府也接收了日伪统治区的大批财富，这印钞总没有理由了吧？
1946年初，国民党中央银行拥有500多万两黄金，9亿美元的外汇，此外，还有美国偿还国民政府的驻军费14亿美元，改革币值，挽救民心还是完全有机会的。
可惜，政府印钞获取利益，实在是太顺溜了，哪能停下来？
1945年底，法币印钞量已经超越1万亿大关，达到了10319亿元；
1946年3月，法币发行量达到了13456亿元。
接下来，国共内战爆发，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完全失控，币值拉稀止不住，其发行量年增长率高达760%。
法币的面额，也从1元面值，变成了60亿元的面值。
物价实在没法统计，我们以1美元兑换法币数量为例，来说明法币价值的丧失情况。
1946年1月，兑换法币1500元；
1947年2月，兑换法币6800元；
1947年8月，兑换法币4.23万元；
1948年2月，兑换法币21.33万元；
1948年8月，兑换法币1.11亿元。
从1937年7月到1948年法币停用，11年时间法币发行量增长了47万倍，100元法币，从能买一头牛变到连1根火柴都买不到，这就是中国第一种信用货币发行的故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对纸币发行做出深刻总结：
“运用国家权力的魔杖，标上印记，点纸成金”。
法币之后
到了1948年8月，所有人包括国民政府领袖自己都很清楚，法币系统已经崩溃。
当时民间交易，要么用黄金银圆，要么用美元、英镑、港币等，实在不行就采用实物交易，没有人再愿意使用法币。
在法币系统彻底崩溃之际，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做全国广播，并公布“金圆劵发行法”：“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禁止任何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劵，违者没收，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
如果不考虑中储券这种伪政权的货币，金圆券是中国的第二种官方信用货币。
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金圆券发行规定：
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为限；
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量为0.22217公分；
金圆券发行必须有40%以黄金白银以及外汇做准备金；
人民持有黄金、白银、银币或外汇者，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兑换成金圆券，黄金每两兑金圆券200元，白银每两兑3元，银币每两兑2元，美元每元兑金圆券4元，其他外币根据中央银行外汇汇率兑换；
……
关键在最后一条：“违反规定不予期限内兑换者，其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一律没收”——也就是说，同意你得上缴，不同意你也得上缴，否则，政府就会抢你的！是的，这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为推行金圆券，蒋介石还派了“太子”蒋经国去上海“整顿金融秩序”。装腔作势之下，一部分“天真”的民众相信了国民党政府，为支持国民政府“尽快统一中国”，许多城市居民“响应总统号召”，用真金白银排队兑换金圆劵——截止10月底，短短2个月之内，全国收缴上来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钞1.6万元、港币8.7万元。
如果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收兑上来的外汇非常之少，为什么呢？因为外汇都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将领及高级官员才可能拥有的，这些权贵们对金圆券的未来也看得最清楚，他们才不会傻到去上缴外汇和金银呢！
说白了，金圆券的发行，变成了对中产阶级以及普通民众的再一次掠夺。
至9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已到12亿元，至11月9日则增至19亿元，接近规定上限。不过，规矩都是人定的嘛——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与美元的兑换比例由原来的1:4瞬间贬值为1:20。
曾经相信政府的人，一下子傻眼了。
接下来，金圆券完美复制了法币的发行路径，只不过速度更快一点儿。这个，都不用算什么年增长率了——不到一年时间，发行量增长了1万倍，物价上涨了100万倍……
金圆券风暴令国民党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丧失殆尽。且不必说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哪怕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也都一下子被这个政权掠夺得一无所有，国民党政府失去了本来最倾向于他们的阶层的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败局已定。
国民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玩弄货币政策，在货币发行中欺骗和残酷掠夺民众，直到除了“四大家族”之外的所有人都一无所有，也用最快的速度为这个政权敲响了丧钟——1949年7月，蒋介石带着从全国掠夺的黄金、白银、外汇以及战略物资逃亡台湾。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接下来的第三种国家官方信用货币，是人民币。
尾声
从1955年到2019年6月，人民币发行量从182亿元增长到192万亿元。1.05万倍，看起来似乎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但是，如果你了解俄罗斯、巴西、阿根廷乃至随便一个新兴大国最近百年的货币史，你就会明白，除了那些老牌西方国家，1955年以来的人民币，绝对是新兴国家里价值保持最好的货币；而从对外汇率角度来看，最近20年来，人民币甚至是全球价值保持的最好的货币之一。不用怀疑，60多年扩张1万倍，还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好的货币，这就是信用货币。
最后，把开头的刺杀故事讲述完整——这是三个不同年代的刺客间的故事。
被刺杀之时，汪精卫并非汉奸，而是公众认可的著名爱国领袖。
清朝末年，一个叫汪兆铭的爱国青年，舍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成功），后被抓，在牢狱中他写下“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成为国人偶像。出狱之后，他将名字改为汪精卫，意思是他的爱国之志如同精卫填海、矢志不渝。
当日刺杀中，汪精卫身中三弹，虽经医治后得救，但其后背子弹无法取出。其妻陈璧君一直认为，这是擅长暗杀的蒋介石指派的刺客，由此与蒋介石裂隙不断加深，这成为汪精卫1939年决定投靠日本，变身中国头号汉奸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颗没有取出来的子弹，在1944年引发炎症，导致汪精卫病死。
因为蒋介石在刺杀时刻刚好没有现身，所以当时多数人认为，就是蒋介石派遣的刺客，而他被冤枉也是因为有前科——一位名叫蒋志清的刺客，曾受孙中山派遣，刺杀了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指责孙蒙蔽同志贪污经费，并发布孙的罪状），由此得到孙中山信任，后来，他更名蒋介石。
至于这次的刺客孙凤鸣，在刺杀之后，被卫兵两枪击中胸部而深受重伤，在接受审讯时，他坚称自己是个大老粗，刺杀是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11月2日凌晨孙凤鸣伤重去世。
随后，与孙凤鸣有关的100多人被捕，包括其妻子崔正瑶及其年仅17岁的妻妹崔正祺，这些人大都经历审讯后惨遭杀害，但国民党一直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口供，不知道这起刺杀案件的幕后主使人到底是谁——孙凤鸣行刺案，就这样成了南京国民政府蒋汪之争的一个谜。
一直到1982年，才由曾担任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的华克之将行刺案详细复原——原来，1935年初，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于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刺杀蒋介石，王亚樵派华克之潜回南京主持，由取得记者身份的孙凤鸣具体负责刺杀。
1987年，孙凤鸣被中国政府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1988年，孙凤鸣纪念碑园在铜山县建成，86岁高龄的华克之亲自为战友主持揭碑仪式，在纪念碑背面，华克之挥泪敬题铭文：
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
心向知音决，泪为生民挥。
言重季布诺，技胜张良锤。
精卫非精卫，替死此魑魅。
功败于垂成，千古共心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