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冷泡历史”；文/百夫长）
堪称糟粕杰出代表的缠足，最早起源于五代十国，在南宋时期开始大范围流行。到清朝建立时，虽有统治者尝试禁止，但终究被士大夫们死保下来。以至于真正的清除工作，还要等到19世纪中期的太平军来执行。
然而，太平天国当局的做法并不完全美好。其反对和禁止缠足的初衷，更多是在为自身事业服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拨开那些后世褒奖，才能通过政策导向窥探其真实想法。
顽固的野蛮风俗
缠足在明清盛行并非偶然，因为从文化底蕴来看，这种变态行为也称得上是源远流长。早在东汉末年诗文中，就表达着女性小脚的审美倾向。比如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就盛赞“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唐朝诗人韩偓也在《屐子》中赞美小脚是“方寸肤圆光致致”。
很快，真正使小脚审美成为病态行为的南唐后主登场。李煜本人的军政水平虽然不行，却可以在江南的宫廷里为所欲为。为了欣赏曼妙的舞姿，他就下令宫人用帛缠足。等到赵匡胤的汴梁禁军南下，这种野蛮风尚又被完整的保留下来。除了纯粹的审美需求，缠足对女性的人身束缚也为士大夫阶层所看重——基于内卷化的礼教观点，妇女被认为应当足不出户，而缠足无疑能大大降低妇女的出行便利。于是，这样的陋习又在南宋被再次发扬光大。
关于缠足的风靡程度，历代文人都有过相关记录。例如在元明两朝，不仅士大夫家庭会严格执行缠足，连底层的编户小民都有争相模仿。满族的征服者在入关后也发现，除了京师、粤、吴、皖、云、贵等省市有相当多的人不遵从，其余各省汉民莫不缠足。更要命都是，文化对立也使缠足的象征意义得到加强，成为士大夫坚守儒家传统的政治符号。至于孔孟先贤是否知道缠足，董仲舒这样的成功者能否严格执行，反倒是不重要的事情。
清朝早期的顺治和康熙皇帝，都因看不惯缠足而严禁满人和官员家属效仿，违反者甚至会被判处流放。但行政命令的效果始终有限，且统治者本身也不敢激起更多冲突，便逐渐放松了缠足禁令。这种默认民间风俗继续发展的后果，就是在清末造就出遍地缠足、难以禁止的乱象。
失败的放足令
终于，事情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也有了转机。由于其早期成员都来自广西客家聚集地，又以歪解的基督教作为外衣，使其对缠足行为有着相当抵触。在由其散发的《天理要论》中，明确提到身体是上帝的杰作，显然与随意摧残身体的缠足思维存在巨大对立。
此外，传统思想也为反对缠足提供了更多理论支持。这是由于南方的地形非常破碎，让客家妇女只能和男性一起承担辛苦的劳作或打猎活动，自然不会为追求风雅而去无聊到缠足。
于是在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太平天国开始在其统治区实行放足政策。1853年3月，当他们攻陷江宁城后，就开始禁止当地妇女继续缠足。到这年6月，更是颁布出正式的放足令。此后，类似的风潮也迅速扩展至湖北、安庆、镇江和扬州等地。基本上是太平军打到哪里，放足令就被推广到那里。一度也让坚守腐朽文化的士大夫们如丧考妣。
然而，放足令的执行始终无法坚决而果断。即便是在最为严厉的初期，擅长女红的绣锦营也可免于放足。到了天国势力衰微的1856年，区分两性的男女馆制度解体，导致大量成员逃亡。迫于现实压力，天京当局不得不解除女馆对治下妇女的管束。同时，主政的东王杨秀清也越来越倾向于联合江南士大夫阶层，导致对缠足的彻底松懈下来。
杨秀清的这种暧昧态度，无疑和太平天国的猛烈作风有不少出入，以至于产生夸张的坊间传闻。汪堃在《盾鼻随闻录》就说，东王喜欢将童男阉割后再换上女装和缠，以此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虽然实情难辨，但是也从侧面说明了杨秀清的与众不同。
1857年，太平天国对缠足的禁令便不了了之。作为精神领袖的天王洪秀全，曾在《天父诗》中带头反对缠足，推广范围却只有自己的深宫大内。因此到1859年时，残存的天国势力都不再有空负责禁止缠足。
真正的动机
或许有人会很好奇，为何防止肉体遭摧残的放足令会坚持不下去？这就要从太平天国的政策动机来分析。后人那些置身其外的美好愿望，往往无法理解当时的很多具体情况，包括放足令在内的诸多条文，大都以煽动和制造对抗理念为初衷，以便动员更多人力去为自己作战。
在具体实施层面，非常机械的一刀切模式也容易引起民间抵触。执行者丝毫没有考虑过对方感受，无论年老年幼和缠足与否，都要在放足令颁布后就立刻去掉裹脚布。但对于那些已经缠足多年的老妪来说，已经无法恢复原本的自然肢体，裹脚布反而是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最后尊严与精神寄托。如此粗暴的要求立刻改变，自然不能获得大力支持，反而容易在其治下酿成新的文化冲突。
同时，太平天国为尽可能的挖掘动员潜力，经常以两性平等的口号迫使妇女们参军或服劳役。所以，如此大力度的推行放足，为的就是让妇女们可以被驱使劳动，而不能以缠足为理由逃避。结果不仅是让已经缠足的妇女非常痛苦，他们的男性家属也对此更为不爽。甚至于还没有缠足的青年女子，都会对缠足本身形成幻想。许多占领区内的家庭，都按照天国制度被强行拆散，随即分配到男女两馆的队伍中服役。这就让坚持缠足有了非常现实的动力，远超文化象征本身所具备的基层属性。
结果，在放足令颁布的1853年，仅金陵女馆就在数月内逃亡了20000多人。那些不便逃跑的已缠足妇女，便以寻死对抗，甚至出现了10天内有千人自杀的凄惨情景。
大量的逃亡和反抗，显然不利于组织稳定。迫使杨秀清放开对女馆的约束，让妇女们能够回归家庭生活。没有了约束监督和驱使劳役，放足令的执行自然也就变得松弛。因此，放足令在太平天国的起伏，完全基于统治者驱使和奴役他人的需求。
后世有不少人对放足令的失败感到惋惜，认为这是女性解放运动的重大失败。但只要对历史稍有思考就不难看出，纵使太平天国最终取代清朝，也不可能让妇女群体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至于缠足这种野蛮风俗的最终退散，还是进入20世纪后才有的事情。首先是清末新政中的废科举改革，将原本能掌握基层话语权的士大夫们打下神坛。接着，1912年3月，孙中山下令各省禁止缠足。
此后，随着各地逐步踏入现代社会，缠足之风才彻底消亡。虽然总有人会想着复兴此类传统糟粕，但至今都没有一个能真正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