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文/叶鹤洲)

近代意大利为何鲜有军事成就?与德国日本同为法西斯政权,意大利为何在二战中沦为笑柄?

在世界人民的历史认知里,意大利军队长期处于“能打”歧视链的底端。中文网络广泛流传着嘲笑意大利军队的段子;日本出产的二战国家拟人动漫《黑塔利亚》(Axis powers ヘタリア)将主角意大利塑造为喜爱艺术和美食、但毫无战斗力的乐观废柴;英国网站“没品笑话百科”上排名靠前的意大利笑话则写道:

意大利的军旗长什么样?

答:绣着白色十字架的白旗。

这一印象无疑出自意大利的二战征战史。1940 年 6 月,意大利在法国战败前夕对法国宣战,但始终未能突破法军偏师的防线;同年 9 月,意大利入侵埃及,两个月后就被 3.6 万英军的反攻击溃,超过 13 万人投降;1940 年 10 月,意大利从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不到一个月又被打回阿尔巴尼亚境内。每到危急关头,意大利只得向德军求援,而德军的出色表现更强化了两国军队的悬殊对比。

而回顾整个意大利国家史,其军事成就也的确寥寥无几:

1866 年,意军在库斯托扎会战中败于奥地利,其新锐海军也在利萨海战中战败;

1896 年,进攻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远征军在阿杜瓦战役中覆灭,创下了欧洲国家对非洲国家停战赔款的记录;

1899 年,意大利强占浙江三门湾失败,竟成了清政府成功捍卫主权的范例;

1915 年,意大利趁俄国击败奥军之际对奥宣战,结果却没能占到便宜,反而在卡波雷托战役被德奥联军打得惨败,最后靠奥匈帝国的内部崩溃才勉强取胜。

意大利人真的是天生不善战的民族吗?

一个失败国家的诞生

事实上,是否存在一个“意大利”民族,本身就是意大利作为现代民族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罗马帝国覆灭后,亚平宁半岛经历了长达 1500 年的分裂,长期以威尼斯、热那亚等独立城邦闻名于世。所谓的意大利复兴运动,起初只是在分裂格局下反对外国控制,追求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随着零星的暴动一再被奥地利、法国剿灭,半岛上的政治领袖们这才达成共识:能捍卫革命成果的,只有统一的意大利。

1850 年代,最热衷于实现统一的政权是半岛西北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在贵族自由派首相加富尔的努力下,皮埃蒙特很快就成了统一派的大本营。不过,统一派内部始终存在分歧:以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为首的共和派希望建立一个超越城邦利益的意大利民族共和国,而以撒丁首相加富尔为首的君宪派则将征服意大利半岛视为撒丁王国的荣誉。

意大利就这样在严重分歧中走向统一。1859 年,加富尔在法军帮助下收复了伦巴第;次年,又策动诸城邦与教皇国北部辖地公投并入撒丁王国,其代价是向法国割让了尼斯和萨伏伊。对此类勾当深为不齿的加里波第忽然率 1000 名志愿兵入侵西西里,承诺要带来一个共和国,奇迹般迅速颠覆了那不勒斯王国。

但撒丁军队迅速开进教皇国,甚至邀请法军进驻罗马,与加里波第对峙。为了保全统一的意大利,加里波第最终让步。1861 年 3 月,加富尔理想的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

这样的统一并未如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理想的那样,带来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

意大利王国与其说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撒丁王国的征服王朝。与后来新生的德国不同,意大利王国全盘继承了撒丁王国的旧制度,包括宪法、军队、议会甚至是国旗。作为开国国王的撒丁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ctor Emmanuel II)拒绝在新王国把“二世”改成“一世”,甚至反对将首都迁出旧撒丁王国边境。

单方面的统一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在意大利南部,没受过教育的农民一听说撒丁国王变成了他们的国王,要实行新的兵役和纳税政策,就成了反抗新王国最顽固的势力。南意大利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内乱,政府以重兵镇压,双方死亡都超过两万人才基本平息。

教皇国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丧失了大部分领土,但罗马教皇的声望却远高于新晋的意大利国王,他煽动民众拒绝参与新政府的任何投票。结果,新王国的议会和政府仍只能代表原撒丁王国的中产阶级的狭隘利益,被一小撮政治精英牢牢把持,进一步恶化了国家认同问题。

正因如此,新兴的意大利自一开始就受制于陈腐的旧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马志尼不禁哀叹道:“我要的是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你们却带来了一具木乃伊。”

年轻的意大利军队不幸正是这具木乃伊的一部分。意大利王家陆军的制度与文化全盘沿袭自旧撒丁军,海陆军高级将领的岗位由保守无能的撒丁贵族子弟垄断;大规模扩军和新近安插进来的外邦军官则使指挥结构变得极为混乱,出身不同地区的军官和官兵间隔阂极深,使其战术能力相当差劲。

由此便不难理解,同样是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军队,意大利正规军的战绩与战斗力,与加里波第按照共和国理想而召集组建的志愿军相比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以战促统”的连锁效应

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是意大利军事悲剧史的原动力。但意大利军队在 1866 至 1918 年一系列丢人表现的主要原因不止于此——为了弥补意大利民族认同不足的问题,意大利煞费苦心地走上了邪路。

王国政府最初想用铁路加强国内各地间的联系,但意大利此时的工业能力并不允许大规模建设。于是,意大利选择了另一条危险的道路:他们希望以天生不足的军队为工具,用对外战争挑起民众的国家意识,强化民族认同。

1866 年的意奥战争是用战争塑造民族的第一次尝试,甚至被称为的“第三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亲率王家大军,加里波第率领志愿军偏师,希望塑造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收复故土的形象。

然而,国王亲率的 12 万意军却因指挥混乱,在库斯托扎会战中败于 7.5 万奥军之手;加里波第却接连取胜。不甘折了脸面的国王随即派出尚未完成备战的王家海军,又在利萨海战中被奥军击败。

尽管这两场败仗并不严重,意大利还在谈判桌上收回了威尼托,王家军队的战败还是引发了一场宪法危机。依照继承自撒丁王国的宪法,国王独享军事指挥权,但反过来说,也要承担作战失利的全部责任。王室是这个脆弱国家的主权象征,其声誉直接关乎国体。为了保卫主权形象,意大利国王同意退居幕后,不再参与具体军事决策。

但在国王退场后,新的军事决策机制却没能建立起来。依照宪法,王家军队为君主所有,文官系统不敢结交军队将领,以防背上“悖逆”恶名。结果,文官主掌的内政外交与军人主掌的军事逐渐开始脱节。混乱的制度很快带来了恶果。

1880 年代,意大利首相克里斯皮把“以战促统”的舞台摆到了非洲,开始在东非建立殖民地。

1896 年初,意大利远征军与一支埃塞俄比亚军队在阿杜瓦对峙。此时,意大利王室恰巧卷入一场银行丑闻,克里斯皮担心对王室声誉的打击将危及国体,电令前线发动进攻,想用一场胜利化解舆论压力。然而,没有一位军人告知首相前线的真实状况或提供参谋建议。近 1.8 万意军随即陷入 12 万敌军的重围中,几乎全军覆没。

埃塞俄比亚战争后,意大利政治与军事间的致命脱节仍没有丝毫改进。正因如此,清政府才敢在 1899 年三门湾事件中表现得异常强硬:尽管意大利已经拥有世界第三的强大海军,但其外交与军事的配合却无比拙劣,根本不值得担心。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年一战爆发后,自知无力参战的意大利内阁决定保持中立,陆军参谋长却同时向国王递交了一份联德抗法的作战计划,且得到了批准,差点真被执行。随着奥匈帝国接连被俄国击败,收复失地、“以战促统”的声浪再次高涨起来。

到 1915 年 5 月 2 日,这位参谋长忽然发现,外交部已经在 4 月 26 日瞒着他与英法达成协议,约定在 5 月 26 日对奥匈帝国宣战。不仅如此,一战间的军工生产直至 1917 年惨败后才步入正轨。这种让自家人比敌人还摸不着头脑的政治配合,自然很难带来任何胜利。

让意大利政治精英更感汗颜的是,长期实行的“以战促统”政策最终以一种荒诞的方式收到了奇效。

由于战后因偿还巨额外债引发的通货膨胀,左翼的社会党在 1919 年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在俄国革命刺激下,社会党高呼无产阶级专政口号,要求实行土地集体化,很快就把南方农民、北方有产者、天主教徒和国王逼得团结到了一起。

社会党在战争期间专事反战罢工,更使得为国卖命的军人们愤怒无比。在各方合力下,左派运动遭到镇压,软弱的自由派政府黯然下台。意大利迎来了一位民族主义的集权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

只可惜,这位民族主义的首相并未给意大利军队带来多少改观。

来自法西斯的最后一击

在法西斯党上台前,意大利王国的军队虽然表现拙劣,但也不算离奇。意大利的军费远逊于英、法、德、奥等欧陆大国,尽管危机不断,总算熬赢了一战。

而在墨索里尼执政时期,意大利的军费已赶上了一流强国。在 1926 至 1940 年间,意大利的总军费达到了英国的 80%,法国的 97%;在 1935 至 1939 年的主要备战期,意大利的军费达到了英国的 90%,甚至比法国多出 23%。而在 1940 年,意大利的国家财政收入仅为英国的 24%,法国的 42%。两相对比,不难看出法西斯对军事的巨大投入,却也凸显了意军在二战中的异常低能。

意大利为什么要耗费如此巨额的军费呢?

墨索里尼提出“恢复罗马帝国”的宏伟蓝图,既以民族主义弥合社会矛盾的故技,另一方面也是用收买军队巩固一党专政的手段。

依照宪法,意大利军队属于国王,军内有深厚的忠君传统,是唯一有实力颠覆法西斯政权的势力。墨索里尼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驾驭军队:用高额军费满足军方需要,收买大部分军人,再打击少数反对派,在军中培植亲信。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在法西斯的渗透和收买下,意大利军队几乎成为世界上最为腐败的军事组织。1928 年,乌戈·卡瓦莱罗(Ugo Cavallero)将军出任安莎尔多兵工厂的经理。在他任上,该厂出现了用普通钢板顶替巡洋舰的装甲特种钢、挑选炮弹应付军方抽查等丑闻。但所有丑闻都被法西斯遮掩,他的仕途一路畅通,并在 1941 年出任意军总参谋长。陆军的主要训练科目仅是长途行军,年度演习都是事先安排的表演,士兵的肉食常遭克扣,法西斯党也根本无意纠正这些痼疾。

军队党派化则严重阻碍了正常的军事发展。意大利空军是一战后新成立的军种,没有陆海军的历史羁绊,很快成为法西斯党徒的自留地。正因如此,法西斯极端强调空军独立性,意大利的战机长期轻视配合陆军和海军作战。

海军自 1920 年代就计划建造航空母舰,却由于“空军垄断所有飞机”的原则而迟迟得不到批准,空军甚至拒绝与海军联合建立鱼雷机部队,为日后被英国海军打得兵败如山埋下伏笔。

同时,墨索里尼个人权欲膨胀,试图掌控指导一切的美好愿望远超其实际能力,给意大利军队带来了更严重的负面影响

1925 年起,墨索里尼长期兼任海军、陆军、空军部长,全面掌握三军的财政、行政和军事决策。他并不是能干的独裁者,常常看不到大堆文件中的重点;但他又拒绝成立有实权的总参谋部,严防任何军人的影响力高过自己。更糟糕的是,他并不在乎参谋部的专业意见,常常一意孤行。

1935 年到 1939 年,陆军参谋部多次提出更新军备的建议。但执着于地中海梦想的墨索里尼却执意要征服埃塞俄比亚、干涉西班牙内战,将陆军军费的四分之三挪用于东非和西班牙,甚至给弗朗哥送去了一堆意军自己尚未装备的坦克飞机。意大利陆军的战备情况因此遭受重挫。

1939 年战争前夕,海陆军参谋部认为意军要到 1942 年后才能完成备战。而墨索里尼却在 1940 年 6 月忽然宣战,驱赶着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的军队朝着法国、埃及、希腊四面出击,将数十万大军置之死地。

更加荒诞的是,由于总参谋部的缺席,意大利在参战时所有作战计划都是由三军参谋部在毫无协同的情况下分头制定:海军只顾计划与法国舰队决战,根本没考虑给非洲的陆军护航;陆军则在未通知海军时计划袭击苏伊士运河。

军种间的协作效率因此也极为低下:面对英军主力已经撤离的孤岛马耳他,意大利始终无法组织起有效的两栖进攻;地中海战役则多次出现海军呼叫空军支援,空军迟迟赶到,对己方军舰投下炸弹的情形。

其实,意大利人绝非没有赢得军事荣誉的机会。意大利士兵常常在营养不良、缺乏训练、后勤不足、武器落后、指挥混乱的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投入战斗,只要其中某些问题得到改善,他们都能创造强得多的战绩。在许多基层自作主张的小规模的行动中,意军都有亮眼表现。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抗击苏军强攻的意大利驻俄军团,表现也并不比德军逊色。

然而,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祖国,却给不了他们建功立业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