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好机友”；文/清和）
公元前1400年，《圣经·旧约·创世纪》第38章记载：犹大对俄南说，为了你已离世的哥哥生子立后，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这是作为弟弟的本分。俄南知道生子也不归自己，同房的时候便将种子洒在地上。俄南的做法在耶和华眼中为恶行，耶和华便让他去死。
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关于体外射精避孕法的记载，也是历史上代价最昂贵的避孕事件。
俄南及其嫂子的遭遇，暗含了避孕、生育的各种纠葛。生育（避孕）事关宗教伦理、人口繁衍、家族延续、经济增长以及个人尊严与自由。
人类避孕史，是一部社会经济变革史。
近代，避孕套、避孕药的发明，对社会结构及经济演进的作用或许被低估。
避孕药被认为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项重大发明之一”。200名著名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子弹，甚至是电脑和网络对20世纪的影响力都不及这小小的药片来得强大。
一个小小的药片，换来了近代女性前所未有的“一片自由”，切断了性爱与生育的必然联系，改变了女性的地位、工作、收入、容貌、身材以及性观念，使女性可以自由掌控生育权以及性爱体验。
一个薄薄的套套，颠覆了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套逻辑”，改变了人口生育率、家庭结构以及人口红利，避免了人类社会反复进入“马尔萨斯陷阱”以及丛林法则。
一“江”春色：人类终于控制了生育供给
在古代，避孕，可不是充满玫瑰芬芳诱惑的香艳美事，常常伴有粪便味、鱼腥味或黄鼠狼恶臭味。
古埃及女性把蜜、苏打和鳄鱼粪混成一种粘稠的东西，在性交前放入阴道。古埃及人发明的金合欢树胶“阴道栓”具有杀精避孕之功效。
公元200年，希腊妇科医生索拉努斯建议女性在经期避免同房，认为那是她们每月最容易怀孕的时候。他还建议女性性交时屏住呼吸，事后通过打喷嚏避免精子进入子宫。
在10世纪的波斯，女性被告知在性交后向后跳七次或九次，把精子排出来，因为七和九是有魔力的数字。
在中世纪的欧洲，女性被建议在性交时把黄鼠狼的睾丸系在大腿上或挂在脖子上。
古代中国女性走得是残酷的“重金属路线”，喝铅和水银以避免怀孕。公元前七世纪，古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录：“油煎水银，一日方息，空心，服如枣大一丸。”
东西方都有用鱼鳔、羊肠避孕的记载，其原理与现在的避孕套类似，只是“口感”不同。
在陈可辛导演的电影《武侠》中，汤唯饰演的阿玉对唐龙（甄子丹饰演）说：“我去洗鱼鳔。”后者回应说：“你知道我不喜欢鱼腥味。”
16世纪初，欧洲大陆梅毒肆虐，一场“马尔萨斯式”的大屠杀似乎不可避免。这时，欧洲名医、意大利解剖学家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命名了输入管、阴道、胎盘、阴蒂、颚及耳蜗）提出用亚麻布做避孕套。此后，亚麻布避孕套使用了300多年。
十八世纪末，欧洲著名的大情圣、风流才子贾科莫·卡萨诺瓦在回忆录中称，他发明了子宫帽避孕法和柠檬避孕法。
在19世纪以前，人口发展的主流并不是控制人口规模，而是人口繁殖，提高生育率。避孕，只是贵族、娼妓以及预防传染病的非主流需求。
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马尔萨斯明确反对其父亲为代表的古典人口观，提出晚婚、禁欲等手段来控制人口增加，以避免因人口过多引发的粮食危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影响巨大，李嘉图、达尔文、凯恩斯、阿尔佛雷德·华莱士、威廉·佩里大主教以及当时的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都是他的忠实信徒。
1801年，马尔萨斯的理论推动了英国人口普查——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有意思的是，马尔萨斯本人反对节育，但是他的追随者们笃信人口控制学说。其中弗朗西斯·普勒斯，发动了极端马尔萨斯主义运动以推动节育。
到了19世纪，在欧美国家，避孕才逐渐被人们接受，成为一种主流需求。这时，化学材料的革新，给避孕事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1844年，美国工程师查尔斯·古德伊尔为自己5年前发明的橡胶硫化申请专利，这使橡胶避孕套和橡胶子宫帽得以大批量生产。
三年后，即道光二十七年，一位没落旗人家庭诞生了一个小男孩，叫张德彝。此人在同治五年时被清政府委派参加出国旅游团。他多次游历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在国外一共度过了27个年头。在他的游历日记《航海述奇》记载了避孕套这一新事物：“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
张德彝将避孕套称呼为“肾衣”（佩服古人智慧），说这东西可以防传染病，但总是不如赤膊上阵来得爽快。张德彝成为第一个记载西方避孕套的中国人。
橡胶避孕套发明之后，人类才真正掌握生育的控制权，性爱彻底地从被动生育、人口繁衍中解放出来。
不过，正当美国大规模生产避孕套时，一位名叫安东尼·科姆斯托克的邮政督察发起讨伐秽行的运动。由于天主教不支持避孕，认为避孕是污秽行为，讨伐秽行运动得到了不少天主教徒及民众的支持。
1873年，美国通过《科姆斯托克法》，禁止传播避孕信息，对医生也不例外。为了对抗这一法律，美国商家用心良苦，在避孕套的外包装上做“暗示”。一些妇女则寻求新的避孕措施，她们相信可口可乐可以杀死精子。
不过，她们通过无数次试验发现，可口可乐虽然有些苦涩但无法避孕。于是，美国妇女试图突破反淫秽法，重新夺回避孕权。
1914年，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桑格，发起了节育运动，成为了妇女节育运动先驱。桑格出生于纽约州科宁一户贫穷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家庭，排行老六。她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50岁在经历第18次怀孕时，不幸去世。母亲的去世对桑格打击很大，她认定，过度生育导致母亲死亡。在母亲的葬礼上，桑格当面质问她的爸爸：“是你才会导致这一切，妈妈的死就是因为生了太多孩子。”
此后，她成了一名护士，并终身投身于妇女节育事业。他每月推出《女反抗者》，传播节育信息，这在当时是违法行为。桑格因此被指控并逃离美国。两年后，她又回国开设了第一家计划生育诊所，但不到两星期就被迫关门。1921年后，桑格设立美国节育联盟，即后来的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
1923年5月，桑格及其事业伙伴凯瑟琳·麦考米克漂洋过来来到欧洲，悄悄地购买大量避孕膜，然后请当地裁缝将避孕膜缝到新买的精致时装里，再精心包装，塞满了八大箱子。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将避孕膜走私进美国，以推动节育运动。
1937年，执着的桑格终于赢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美国医学会承认节育是医生的合法业务。一年后，一名法官取消节育有伤风化的联邦禁令，但大多数州仍然保留反对节育的法律。
但实际上，开放避孕禁令的直接原因是一战。在一战开始时，美军因避孕套奇缺导致40万军人感染梅毒和淋病，美军不得不大量供应避孕套给军队使用。同时，战争的爆发，避孕套成了一门“战争财”的生意。一战前，德国几乎生产了欧洲所有的避孕套，远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际市场。一战期间，美国后来居上，占领了大部分避孕市场。
1919年，天然胶乳避孕套以及配套的自动生产线出现，胶乳避孕套的价格大大降低。这种更薄、更结实、无味的避孕套深受市场喜爱，快速替代了橡胶避孕套。这是避孕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
一战后，各国开足马力生产避孕套，德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国，美国主要受限于国内市场。
1929年，德国避孕套批发商——英国伦敦橡胶公司转成为生产商，推出了世界上首个润滑避孕套，这就是杜蕾斯的前身。
直到1930年代，美国政府才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障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避孕套。当时美国15个最大的避孕套制造商每天共生产150万个避孕套。
避孕套，让人类彻底掌控生育的数量及周期。人类第一次将生育与性爱分离，不再被无休无止的生育所绑架。
一方面，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而不用担心怀孕。在避孕套发明之前，性爱的怀孕概率，是人类无法掌控的。这就意味着这是一项不确定性的高风险运动。有了避孕套，这一运动变得更加可控，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类性福感。如此，人类第一次大胆尽情享受一江春水的快感。
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的数量及时间。避孕套的发明，最直接的结果是促使人类的生育率下降。在1800年，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妇女通常会生育7次，但是1900年的平均水平降到了3.5次。控制了人口的无序供给，人类才能避免反复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一“片”自由：女权主义浪潮大规模兴起
到50年代，避孕技术又发生了第二次技术革命，而这次的推动者正是节育运动先驱玛格丽特·桑格。
桑格利用美国节育联合会推广节育理念，同时推动节育诊所的开设。大萧条期间，推迟生育成为度过难关的重要办法，一些家庭选择避孕或节育。
到了1942年，节育诊所已从1930年的55家扩张到了800家。到了50年代，美国人用于避孕的费用每年估计达2亿美元，避孕套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避孕方式。
1953年的《时代》周刊报道：“尽管处在暗中，避孕药具买卖已经成了一项大生意。如今有超过300家制造商从事这个行业……三家‘女性清洁用品’制造商去年仅在普通杂志上就花掉25万美元的广告宣传费。”
1950年，已经72岁高龄的桑格似乎并不满足，她试图最后放手一搏，将避孕的主动权从男人手上转移到女人手上。于是，她决定改进避孕方法，找到阿斯匹林那样服用简便的“神奇药片”。
同年10月，在纽约的一次晚宴上，桑格被介绍给辛特克斯制药公司研究部副主任格雷戈里·平克斯，恳求后者继续未竟之业。平克斯曾在1931年宣称对兔子进行体外受精获得成功，因而声名远扬。然而他被全美媒体讨伐——亵渎生命，哈佛大学因此辞退了平克斯。
平克斯告诉桑格，用激素或许有希望，不过他需要大笔研发资金。桑格从生育联合会中争取了一小笔资金，资助平克斯开展避孕药研究。
平克斯的做法是往实验室动物体内注入激素黄体酮抑制排卵，从而防止怀孕。黄体酮是由美国药剂师拉塞尔·马克从野生甜薯提取出来的。
不到一年的时间，平克斯就从兔子和老鼠的实验中证实，黄体酮具有防止排卵的功效。但是，从小白鼠到人体上，平克斯还需要大量的论证，包括一大笔研究经费。
此时，桑格找到了与她一起并肩作战的事业伙伴——凯瑟琳·麦考密克。出生于苦难家庭的凯瑟琳，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理科学位的第一位女性。她嫁给了国际收割机公司的继承人斯坦利·麦考密克。结婚两年后斯坦利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担心疾病遗传给下一代，凯瑟琳决定终身不生育女儿。凯瑟琳遇到桑格后，决定与后者全力投身于避孕事业。
1953年6月，78岁高龄的凯瑟琳给平克斯开出了一张4万美元的大额支票，并承诺提供所有研究经费。
项目重新启动后，平克斯在一次科学大会上遇到了一位绝佳的合作伙伴——约翰·罗森克兰兹。后者在波士顿开设了全美第一家安全期避孕法诊所，并已经将避孕药试验于女性身上。
平克斯与罗森克兰兹二人合作，借调查生殖能力之名，对美国马萨诸塞州的50名女性进行试验。这项试验虽然很成功，但他们仍然无法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之后，他们前往波多黎各、墨西哥、海地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1956年，平克斯和罗森克兰兹的研究配方：异炔诺酮-炔雌醇甲醚片(Enovid)，获得了FDA的批准，成为了第一批避孕药。
由于当时美国有30个州禁止生育控制，FDA批准的Enovid上面注明的功效是治疗月经严重失调，并要求在药物包装上注明：此药会阻止排卵。
Enovid上市之后，大量美国女性以“月经失调”之名服用此药物。当时，人们给了它一个模糊的名字——“那种药片”。
1959年，西尔公司向FDA提出申请，允许Enovid作为避孕药出售。次年，FDA正式批准了这一请求。
到1965年，近650万美国女性在服用“那种药片”。同年，高等法院取消各州禁止避孕的法律（只限于已婚夫妇）。
从此之后，避孕药成为继避孕套之后又一次避孕革命。这次革命的发起者是两位令人尊重的女性桑格和凯瑟琳，受益者则是全球广大女性。
避孕药大规模上市后，女性从此掌握了生育的自主权，真正掌握了自己的身体与时间。因此，人类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目前，全世界每天超过1亿女性正在服用口服避孕药。西方国家的使用比例高达30-50%，90%的瑞典女性一生中使用过口服避孕药，88.9的德国年轻女性使用过口服避孕药%。不过，在中国口服避孕药的使用率不足3%。
避孕药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变革，并不亚于避孕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进一步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
推广避孕药的早期，正处于美国婴儿潮(Baby boom)时代。从二战后到1964年，美国诞生了7600万人，这是一波著名的婴儿潮。这一宏大的政治叙事之下，避孕药避免不了各种争论和非议。
当时，罗森克兰兹的儿子罗伯托·罗森克兰兹对媒体表示，自己的父亲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避孕药的发现可能对世界、社会规范产生的影响，但仍旧选择仅仅将其视作“医学进步”。
罗伯托说：“他（罗森克兰兹）不想参与‘与避孕药有关的政治’”。
但是，当避孕药大规模使用后，婴儿潮戛然而止。
1960年，美国出生率高达3.65%，这一年FDA正式批准Enovid作为避孕药出售。次年开始，生育率开始遭遇滑铁卢，一直下跌到1976年1.74%；英国则从1964年2.93%迅速下降到1977年1.69%。
在避孕药大规模上市之前，美国平均一个妇女会生育3.6个孩子，但到了70年代这个数据不足2个。
第二大变化就是女性就业率大幅度提升。
很多女性减少了生育数量，从家庭主妇转变为职业女性。
“避孕药发明出来之后，家庭结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发生明显变化，当今社会，有22%的妇女挣的钱比丈夫多。”美国妇女总会（NOW）主席特里·奥尼尔表示，“而1970年，在孩子不满6岁的妈妈中，出去工作只有30%，70%的妈妈选择待在家里。而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逆转了。”
2012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家玛莎·贝莉等人，围绕着“分析避孕药对女性工资的影响”做了调查研究。这项研究的统计样本是1943-1954年出生的4300名女性。通过分析她们18-20岁之间服用避孕药的情况，以及其之后的薪水收入。
研究发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口服避孕药一度拉动女性工资增长了50%，越早服用避孕药的女性日后能获得越高的工资。到了1980-1990年，服用避孕药的女性比未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平均工资高出了8%。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掌控生育自主权为女性带来了稳定的工作及学习时间。
三分之一的样本女性因服用避孕药保障学业顺利完成。三分之二的样本女性因服用避孕药，没有中断职业生涯，获得了更多经验及晋升机会。女性就业率的增加，提高了家庭收入、女性的家庭及社会地位。女性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经济产值，释放了一波女性劳动力红利。
第三大变化就是“性革命”。
在电影《永恒时刻》中，女主角再次怀孕，但她已生了几个孩子了，于是决定把孩子打掉。她爬上桌子然后跳下来，反复多次，试图以此告别肚子的孩子。
这是20世纪初期欧洲的女性。虽然此时已有避孕套，但避孕与生育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男性手里，女性处于被动的地位。
但是，避孕药出现后，女性彻底掌控了自己的身体。
五六十年代开始，掌握避孕阀门的女性展现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尚。
此时的好莱坞女星魅力四射，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惹得全球男人痴迷陶醉。她频繁行走于娱乐、政治及社会大舞台上，前往韩战部队慰劳演出，台下荷尔蒙爆棚。她甚至向媒体抱怨，三次婚姻都无法让她知道什么叫性高潮。
女性掌握了生育“钥匙”，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魅力，享尽自己想要的生活。从六七十年开始，美国女性观念大开，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纵欲主义流行。
1961年美国大约有40万女性第一次性活动时就使用了避孕药。这一数据在第二年增长到了120万。1964年，《时代周刊》称避孕药正在促成第二次性革命，避孕药可以让“你的性欲得到释放。”
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在《奇迹迭出的一年》中写道：“性交始于1963年——就在查泰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解禁之后和披头士首张唱片之前。”
避孕药使“性与生殖分离开来”，彻底释放了女性的身体与欲望，打碎了禁锢女性的现实及思想枷锁。
第四大变化就是助推女权主义运动浪潮。
在五十年代之前，欧美国家的性保守程度远比一般人想象得高。但是，随着避孕药的使用，女性在职业上、社会上开始彰显魅力。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漂亮、独立、激情以及不输给男人的职业能力，展现在世人面前。
女性，彻底自由了，不管是身体、财务，还是时间、思想。
在六十年代，女性主义浪潮兴起，那是属于女性避孕及女权争取地位的火热年代。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女性除非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放。”
《魔丸的诞生》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桑格对避孕药的认知：
“刚开始桑格只是将避孕视为帮助女性控制子女数的方式。而现在，她开始相信，如果能打破性与生育的必然联系，女性将获得她们无法想象的自由。婚姻将改变，男女关系将改变，家庭含义将改变，女性的就业和教育机会将改变。”
一“套”逻辑：避孕改变了人类发展模式
如今的避孕方式五花八门，但依然以避孕套和避孕药为主。
这两种避孕措施，给近代社会制造了各种麻烦：生育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剧，人口和经济都进入低迷增长“陷阱”，出轨率、离婚率、不婚率增加，家庭矛盾及单亲家庭问题突出……未来，性爱机器人及基因技术，或许又会引发一场社会、经济、家庭及伦理的变革。
一个薄薄的避孕套、一片小小的避孕药，以及未来的性爱机器人，对人类社会进程的改变暗含着一套深刻的逻辑。
避孕套，是一场经济增长方式革命，它让人类控制了生育数量，帮助人类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避孕药，是一场社会结构及女性的革命，它让女性掌控了自己的性爱、工作、地位、身体、颜值及时间，家庭结构、两性关系及社会地位发生变革。
性爱机器人及基因技术，是一场人类繁衍及家庭伦理革命，它让人类繁衍脱离家庭制度，人口及家庭组合基于基因最优配置。
当然，技术只会改变人类的情感模式，而不会毁灭人性。
避孕套、避孕药的产生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人类掌控了人口及劳动力供给的控制权，可以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供给产能。
避孕技术的进步，避免了人口产能无序膨胀，最终导致人口产能过剩、人地矛盾突出，从而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这是从供给端解释如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跨越。
当年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都认为，随着工资的增加，人们会多生育，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实际不然，人们在两种情况下会减少生育：
一是收入短时间快速下降，或者房价、物价快速上涨，实际购买力短期下降，生育意愿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生育意愿会下降。1970年代滞胀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收入下降，生育率在最低水平。所谓房价就是最好的避孕药，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房价快速上涨，一直持续到2007年，制造了一波史诗级的房产大牛市。房地产价格过高或上涨过快，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育率。
二是随着长期收入的增加，生育意愿不升反降。这个看起来与第一个相矛盾，其实不然。第一个考虑的是总成本，短期，第二个考虑的是边际效用及成本，长期。
为什么随着长期收入的增加，生育意愿会逐渐下降？主要原因是，生育本身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编者注：边际效用，经济学概念，是指某种物品的消费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满足程度。边际效用递减，即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他从该物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越来越小的一种现象。）生育的孩子越多，从单个孩子中获得的效用不断下降。这一点，生过二孩、三孩的父母应该体会比较深刻。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收入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大。比如职业女性，不愿意放弃高薪、职业晋升机会，选择放弃二胎或推迟生育。非职业女性，家庭收入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也越高，比如旅游、社交、学习、颜值身材的损失以及陪伴、教育孩子的时间精力。
所以，从长期来看，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率都会下降。这符合目前绝大部分国家的趋势。
杰拉西在他的书《避孕药的诞生》中曾说：“男人和女人只要还在造孩子，他们就一直避免生孩子。”
生育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剧，那么经济如何持续增长？
虽然多生一个孩子效用会递减，但从总量来说，五个孩子的效用总量要大于一个孩子。那么，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如何弥补少生的效用损失？
一般父母选择教育好一个小孩，从小孩的成长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感、自豪感，来提高总效用。只要把小孩培养好，成长性好的小孩会给父母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幸福感，边际效用不容易递减，总效用也未必比五个小孩的少。
有没有生得多，还教育得好的。有，但不具有整体意义。因为整体上是不可能的，资源是有限的。
避孕技术革命，人类可以控制劳动供给。随着收入的增加，受边际效用递减及机会成本递增支配，人们会选择降低劳动数量供给，提高劳动素质。
经济持续增长依靠技术进步，微观上就是人口数量减少，但人力资本增加。人力资本的增加，微观上就是教育制度及技术的进步。当然，如果收入增长缓慢，教育水平难以提升，当人口红利、外溢性技术红利消失后，经济可能会长期在低增长中徘徊。
本质上，避孕套、避孕药，改变了经济增长的逻辑。这套逻辑，还适用于结婚、离婚、出轨等社会行为之中。比如，避孕药诞生后，没有意外怀孕的压力，嫖娼、出轨、婚外情的风险大大降低，效用却大幅度上升，如此，容易推高离婚率。由于女性生育减少，经济收入增加，独立性更强，离婚成本下降，离婚率可能会上升。
从1960年代避孕药大规模使用开始，美国的离婚率、出轨率、婚外情几率逐渐攀升。将来，性爱机器人及基因技术进步，同样符合这套逻辑。只是，需要基因技术相应的制度演进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