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枪稿”；文/灰狼）

刚过去的黄金周，从爱国电影的三连击开始，到休斯顿火箭总经理莫雷的言论结束。一周之内，国人的情感犹似坐了一次过山车，转眼从歌舞升平转向怒火中烧。

“不看NBA，我和我的祖国一样强大”，是颇受欢迎的一则发言，把NBA和《我和我的祖国》这两个本来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联系了起来。前者的辱华，已经成了既定事实，后者自然就越发成为检验爱国与否，甚至是爱国成色的某种标准。

人民日报发推质问莫雷，央五暂停NBA转播，一切都说明，普通球迷的呼号已经上升为一场上纲上线的硬仗。

从《战狼2》开始，经过《红海行动》《流浪地球》《哪吒》的继续，任何不支持“中国力量”的舆论都是可疑的，对“爱国电影”的批评、质疑和抨击都是可耻的，都是别有居心，理应遭到清算的。

这就上纲上线了。

以一部影片检验一个人的爱国心，或者将爱国与否纳入电影本身的指标，已经成为一个值得警惕的标准。但不幸的是，站队、表态、互黑、对骂的均衡格局，眼瞅着已经越发倾向于一极，“打五星是爱国，打一星是美分”这句话，在愈演愈烈的同仇敌忾中已经变得愈发真实。

今年的三部主旋律电影破天荒地豆瓣开分了，既然允许观众评分，自然应该接受大家可能品味各异，喜好不同，观点相悖的事实，这与是否爱囯无关。

和《战狼2》《流浪地球》《哪吒》还不一样，到了《我和我的祖国》，批评意见像潮水一般地退却了。换句话说，对于《战狼2》这样的主旋律商业片来说，人们可以对着标签表态，是安全的；而对于《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商业主旋律片来说，标签是不存在的，你面对的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这种差别，同样表现在三部影片之中：《攀登者》和《中国机长》出自香港导演之手，和《红海行动》等类似，于是各自的站队和互黑仍在。而且，因为种种原因，这两部影片质量低于预期，以至于围绕这两部影片的舆论之中，差评还占了上风。

总之，这类商业片仍然是可批评的，关键在于，这种批评也是“爱国的”，为的是在广大群众的积极鞭策下，创作者应当继续拍出反映国富民强的优秀作品。

然而，《我和我的祖国》像一本近代历史的教科书，是不容置疑的。它的红专程度，它被溺爱的现实，已经给舆论定了调，以至于任何批评的力量想要落到实处，都不会像《攀登者》和《中国机长》那么容易。

针对该片的评论区上，高分遍地，差评寥寥，一片和谐，批评最多止于强行点题、形式大于内容、口号高于行动等等。但在实际上，影片本身的问题可能比这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无法诉说，不敢诉说。实际上，这种不可说的底线，就是“我爱我的祖国——但我不爱这部电影”。难道这是倒行逆施，难道是不爱国吗？

爱国电影能够激奋人心，然而，只是因为它表现了“爱国”、表现了“中国制造”的力量，它就不能被批评？它究竟是打不得、骂不得的国民宝宝，还是可以与其他影片一概而论，接受同样公平、公正、公开的监督？

《我和我的祖国》豆瓣8.0分，是相当不错的国产片成绩，但究其深度、艺术性，真能配得上如此高分吗？

诚然，《我和我的祖国》并非完全没有劣评，但是与《攀登者》和《中国机长》遭遇的冷嘲热讽相比，我们的批评态度已然是双标了。

我们以常规的模式评价《攀登者》和《中国机长》，可以把它们当成笑料来调侃；但是一说到《我和我的祖国》，好像就得立马收拾仪表、正襟危坐，字正腔圆地谈论它。

作为三部主旋律片中最根正苗红的一部，《我和我的祖国》可谓得天独厚，百姓也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国教育”，然而在“教育”的同时，丧失了“评价”（“批评”、“分析”、“辨析”）的能力，还是有效有意义的教育吗？——而这，不正是中国近代教育中浮现的最大问题吗？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像一本官方指定教科书（事实上很有这种感觉），但如果教科书本身编得不好（不是说内容和倾向不好），它就不能被批了？

不敢批，不好意思批，也表明了一种驯顺的劣根性。

在历史上，我们常年把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视为文艺批评的至高标准，而今，我们仍把爱国视为电影评价标准的全民默契。这种默契是电影批评或其他文艺品鉴的障碍，是个国民性的问题。

尤其在今天，当官方选择和庶民积极沟通的时候，这种主人公的假想意识和油然而生的激情会限制人的思考，并且将新闻、广播、电视的评价逻辑加诸到电影上，也就无法实现对后者的正确价值判断。

国人对《我和我的祖国》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混淆了媒介的功能。对我来说，《我和我的祖国》的正确渠道是电视——作为一部电视电影，而非在电影院里，被视为某种高分的电影艺术品。

七位导演的功力在七段故事里可见一斑，对陈凯歌导演的《白昼流星》的评价呈现两级分化，而薛晓璐导演的《回归》则被普遍认为最平庸。

同理，《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哪吒》等影片，诚然都具备了相当的素质，也有丰富的娱乐性，然而从各个层面上看，都有不足之处，指出这些影片的缺点，或者直白地表示对其的厌恶，本来完全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非要给好评，只要打了差评，就是别有用心，就是“美分党”，岂不是咄咄怪事？

供奉或者保卫一部电影，本身就是可笑的，也是拔苗助长的。如此一来，这类电影长期缺乏外界批评的风霜雨露，要么成为温室里的花朵，要么就只能通向违背电影标准的另类路线，成为不折不扣的畸形儿了。

实际上，在1949—1966年之间，我们的国产电影几乎完全都可以认定为“爱国电影”，但它们不见得都能得到好评，但凡片子真的没拍好，第二天一定会有报纸差评出炉，可能来自文化部门干部、制片厂主创或者影迷百姓，文章的题目往往会是《论<XXX>的若干问题》。

而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那些革命样板戏电影才是唯一不能批评、不能抨击、不能说坏话的电影，否则就是反革命。倘若爱国电影的舆论再次孕育这样的温床，那么中国电影的未来，可能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如今，我们的电影评价标准已经脱离了标准的、公允的、国际性的轨道，进入一个认同国产、褒奖国片以及限制负面评价的护犊子环境，同时又与越来越多的水军、宣发、软文，在共同改变着现有的国产电影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公信力，而我们的批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不自由。

今天的爱国电影，或者是中国电影本身，已经被本体保护主义的精神所大写了，这种大写的中国电影，也许是在为已经到来的文化战争做准备，但这种战争的代价，必然是中国电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