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智本社”；文/清和)
据CNBC12月9日消息，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逝世，享年92岁。
1982年2月1日，星期一，下午2点，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坐在办公室，眼睛盯着桌上放置的那盒50美元的帕特加雪茄烟若有所思。
再过半小时，当年首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就要开始了。身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必须理清思绪，在会上说服委员提高利率。沃尔克掏出口袋里的廉价雪茄抽了起来。
自从1981年12月以来，货币供应量大增15%，这让美联储委员会大为吃惊，沃尔克也深感困扰。上任2年多来，沃尔克不但没有把通胀压下去，还导致经济深度衰退。此时的沃尔克和美联储，可谓命悬一线。
二楼会议室，委员们悉数到场，都坐在一张花心木和黑色花岗岩制成的巨大椭圆形办公桌前，沃尔克最后一个进来。
与往常会议不同的是，这次委员们没有怎么争论，发言也不多，会议中途甚至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等待沃尔克的态度。这种沉默着实让人感到压抑、恐慌。
最后，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拉德·科里根打破了沉默，并表态：“国会和白宫似乎都表达了当前需要调整货币政策的信号……但我认为这样做的风险在于，美联储的信誉会受到更大打击。这会给外界一种印象，美联储又在压力面前卑躬屈膝了——每个人都会说：‘他们过去总是屈从，而且未来仍会屈从’”。
沃尔克紧接着说：“我们不能为了提高信誉而提高信誉……要是谁能说服我——让我放弃现在的决定，并告诉我做出改变是对的——我就会接受建议。”
最终，委员们投票决定在1982年第一季度“不再增加货币供应”，并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14%。
漫长的会议刚结束，安保人员就过来通知委员们暂时不要离开议事大厅，因为大楼的门被人用拖拉机堵住了。原来，一群来自俄亥俄州的农民开着拖拉机到美联储门前抗议示威，要求沃尔克下台，撤销美联储。
事实上，这种言论沃尔克几乎每天都能在报端看到。毕竟这个时期，美国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时刻，经济深度衰退6个月，失业率飙升至8.6%，大量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农民失业。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身为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责无旁贷。
除了农民，里根、议员、经济学家、华尔街大佬、记者、工人对沃尔克都咬牙切齿。众议员亨利·冈萨雷斯威胁要弹劾沃尔克：“突破良心底线，让高利贷行为合法化。”
里根对沃尔克持续提高利率也颇为不满，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他连任。一次，一位记者向里根提问：“你赞同国会上有人提出让沃尔克先生辞职的意见吗？”
里根的回答是：“我无论如何也无可奉告。”
里根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此前还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撤销美联储。报告成员包括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弗里德曼、众议员肯普、花旗银行董事长里斯顿以及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弗里德曼多次公开表态，用一台计算机代替美联储。
民主党参议员劳顿·奇利斯在国会上当着沃克尔的面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将不得不把美联储理事会整个取消……与削减赤字相比，对美联储体系斩首是很容易的事情。”
沃尔克极力争辩：“对美联储实施斩首就好比射杀信使，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了头脑的美联储只能四处乱撞，而你们原来的问题却一点也没有得到解决。”
每个人都大笑不止，除了沃尔克自己。
这就是当时沃尔克所面临的情形。
但今日，世界对沃尔克的评价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该死的疯子”、“赌徒”，而是“美国的英雄”、“金融巨人”。曾经的批判者、凯恩斯主义者罗伯特·索洛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赞他是“过去二十年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抗击通胀，掌控好“货币的闸门”，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正义良知以及“与世界为敌”的勇气。沃尔克就是当年那个“与世界为敌”的巨人。那些赞誉之词，反而容易掩盖了这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在漫长的联储生涯及公职事业上所经历的孤独、无助与悲伤。
沃尔克，这位身高超过2米、下巴宽松的“六朝元老”，先后被六位总统委以重任——三位民主党人，三位共和党人；一生历经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危机、1970年代滞胀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三次危机。每一次危机，他都敢于说“不”：对金本位说不，对通胀说不，对金融投机说不。当年，沃尔克亲手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终结金本位，将无锚货币放虎归山，推动人类经济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十年后，他又化身为孤单英雄生擒通胀猛虎。
沃尔克一身正气，刚正勇猛，留下一句句振聋发聩的警句：“一点点通胀也是危险的”，“银行唯一有用的革新就是发明了自动取款机”。
阅读一人，如读一史。
戴维营会议
1971年，美元，风雨飘摇。
8月15日星期日午夜12点，沃尔克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登上了一架早已在跑道上等候的改装军用运输机。沃尔克在巨型运输机的机舱里，头脑还在回忆周末那场疾风骤雨式会议的一幕幕场景。
沃尔克有些不敢相信，这场高度机密的会议里，总统尼克松、美联储主席伯恩斯、财长康纳利、劳工部长舒尔茨和自己五个人，刚刚做出了一个改变美国国运以及世界格局的决策。这事，甚至连国务卿对此都一无所知。更让他感觉忐忑不安的是，这一决策的技术方案是他提供的，而他不能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欧洲各国会有什么反应。他唯一确定的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恶战即将开打。
沃尔克一直因没能参加二战、保卫国家感到遗憾，一直渴望一份公职能够为国效力，如今他如愿以偿——他正在副财长的位置上，就像二战时期的巴顿将军一样，坐在飞往欧洲的军用运输机上，正式开启与欧洲财长们的作战征程。
此时的沃尔克还不是美联储主席，也不是曾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远景规划总监。早在一年多前，即1969年1月20日，他入主了白宫财政部二楼拐角办公室，被总统任命为主管货币事务的副财长——这是一份他梦寐以求的公职。
沃尔克站在窗前，望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庆祝新总统尼克松就职的车队缓缓前行。此时，他脑中闪现的是父亲的诫勉之言：公职意味着神圣的信任。沃尔克试图沿着父亲的脚步，把美国从岌岌可危的金融漩涡中挽救回来。
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正在朝着特里芬教授在9年前所说的“特里芬难题”奔去。美元贬值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国库中大量黄金被兑换走。作为一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拥护者，沃尔克明白黄金意味着什么，美元稳定代表着国家信用。他深刻地记得那句话“责任之词”：“维护价格稳定是社会契约的应有之义。我们给政府印钞的权利，是因为我们相信经选举出来的官员不会滥用职权，不会过度发行美元使之贬值，会让美元与黄金等价。如果我们不信守诺言，就破坏了他人对美国的信任，而信任是一切中的一切。”
就任次日，国务卿基辛格就给他发来了一份奇怪的贺信，名称叫《第7号国家安全备忘录》，页眉页脚都打着“秘密”字样。上面写着：“总统已经指示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工作小组，你被任命为该小组组长，必须在2月15日之前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关于美国国际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的报告。”
收到这份“贺信”，沃尔克感觉不快，因为他觉得货币事务应该向财长直接汇报，而不是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基辛格。不过，他很快明白了，此时美元即国际事务，也是国家安全。
沃尔克记得，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欧洲国家就指责美国国际收支失衡，要求美元贬值。肯尼迪则以削减军费加以回应，“如果欧洲不承诺停止攻击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就将削减对欧洲的军事援助。”在美国看来，削减对欧援助，美国随时都能够平衡国际收支。
当年输向欧洲的“电星号”卫星信号突然中止，《纽约时报》就发出警告之言：“正好给欧洲人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他们是需要美国的枪支和美元，还是都不需要。”
但是，作为一名技术官僚，沃尔克非常明白，靠金融外交家的嘴皮子是打不赢这场硬仗的。擅长统计和数据分析的他最清楚美国国库还有多少黄金，还能撑多久，贬值到多少才能度过难关。
虽然沃尔克不想让美元贬值，但是父亲办公室铭牌上的一句华盛顿语录——“不要听任你的善良本性”，一直告诫着他，解决问题比固守理论和善意更重要。196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将法国存放于纽约联储曼哈顿下城总部大楼地下室金库价值4亿美元的黄金，转运回了巴黎的法兰西银行。当时，美国财政部只剩下不到20亿美元的黄金，不到美国对外偿付义务的15%。
就在一年前，在大通银行的办公室，沃尔克眼看着投机商大肆地攻击美元，虽然自1960年10月开始此情此景他已经历过无数次，但这次凶猛的攻击导致整个系统陷于瘫痪。当“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神圣价位”被大幅度突破时，他想起了肯尼迪捍卫美元的国家誓言，使劲地作着吞咽的动作，试图抑制住眼眶里的泪水。此时，他就已经明白，美元已经守不住了。
如今，当决定美元命运的大权交到了他手上时，沃尔克很担心自己将葬送这个国家的信用。
1969年6月26日，星期四，白宫内阁室，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美联储主席、总统经济顾问、财长悉数到场，沃尔克站在总统面前负责汇报过去五个月的工作情况。
尼克松总统擅长外交、政治，对金融可谓一窍不通，他甚至认为“美元问题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轻松搞定的”。沃尔克了解总统不会事先阅读已提交的那份长达48页的《国际货币事务基本选择》备忘录，为了让这位新总统能够尽快理解问题的严重性，沃尔克命人制作了一张黄金官价涨势图。图上显示，当时黄金官价已经从35美元翻番涨到了70美元。如此形象的视觉冲击，让尼克松立即有一种紧迫感。
紧接着，沃尔克提出了一个应急方案：中止美元兑换黄金。他说：“中止兑换的主要目的和潜在的好处是，阻止我们黄金储备的流失……增强我们的谈判优势……迫使外国要么被动持有美元，要么让本国货币逐步升值。”沃尔克认为，只要美元还能保持合理的价格，外国人愿意持有美元。美元本位可以取代黄金本位，只要美国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最后，沃尔克将美元问题提升到尼克松感兴趣的外交实力上，他把这项工作说成是确保“美元作为居于世界领导地位的储备和交易货币的关键地位”。
尼克松听完默契地向叼着烟斗的伯恩斯眨了眨眼睛。伯恩斯是一位老教授，曾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主席，现任尼克松的经济顾问，后接任了马丁的美联储主席一职，尼克松对他信任有加，经济大事必问伯恩斯。
不过，伯恩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拥护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沃尔克的方案。他清了清嗓子带着教授的口吻告诫：“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不要有浮动汇率的浪漫想法。太多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汇率的波动……会导致国际政治动荡。”
听完伯恩斯的发言，尼克松显然有些举棋不定，没有当场表态，“很好，请及时告诉我我们所处的形势”，然后结束了会议。
当大家起身离开时，沃尔克贴近上司财长耳语道：“我猜我们的政策被默认同意了。”
但是，1969年下半年发生了几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一是阿姆斯特朗登月，二是纽约大都会队居然以1%的概率获得了职业棒球大赛冠军。三就是黄金的价格在年底居然跌到了每盎司34.9美元。沃尔克很清楚这只是昙花一现，他在备忘录里写下，美元危机即将在6个月之后到来。果不其然，沃尔克可谓神预测，正好六个月后，即1971年5月第一个星期，黄金价格突然快速飙升，电光火石般的大幕正式拉开。
《纽约时报》1971年5月5日的头版文章写道：“欧洲金融中心遭受了两年来最猛烈的货币投机狂潮折磨。持有大量资金的公司、银行及各方都把不需要的美元换成德国马克……或其他坚挺的欧洲货币。”
这天早晨，德意志银行在上一日购买1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购买了10亿美元，然后决定不再从事货币操作。瑞士、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央行马上跟进，关闭了本国的外汇市场。一些在欧洲的美国游客颇为尴尬，他们无法在日内瓦的州际酒店支付账单，因为酒店拒收美元，而这酒店又是美国人开的。
此时，沃尔克正在财政部二楼办公室里，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显示危机升级信息的各种电讯。可能过于紧张的缘故，他频频内急，上洗手间的频率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沃尔克最欣赏的一位律师的办公室正巧在他楼下，他多次对沃尔克说，我总能根据上面厕所冲水的频率来预判危机是否到了紧要关头。
5月的第二个星期，有4亿美元的黄金从美国流出，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了自二战以来的最低点。
黄金告急，沃尔克已经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时日不多，为了保卫美元，总统必须尽快行动、果断决策。于是，他起草了一份政策要点手册。为了防止泄密，他假装做了三份计划，A部分是包含大量虚假信息的假计划；C部分是真正的计划，标有12个模块，开头便是“中止黄金兑换”，还包括“国际收支控制”等；B计划故意省略，以迷惑敌方。
沃尔克的财长上司负责催促尼克松尽快决断。此时的财长是约翰·康纳利，他曾经是肯尼迪总统时期的海军部长，对财政金融知之甚少。他上任之后，把专业性的货币事务都交给了沃尔克来处理。不过，康纳利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表演家，他长袖善舞，擅长外交辞令、捕捉人心。康纳利凭借非凡的表现力说服了尼克松采取行动。
8月12日星期四的早晨，从法兰克福、伦敦、东京和米兰传来报告，投机商已迫使德国马克兑换美元升至20多年来最高位。沃尔克感到一丝绝望，立即向总统汇报。同时，他打电话告知尚在得克萨斯州农场度假的康纳利财长，着急地说：“我觉得您最好尽快赶回来。”
当天下午，尼克松找来舒尔茨说：“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为了让每个人都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去趟戴维营。决策由你、康纳利、伯恩斯和我来下达。我们知道康纳利可能会带上沃尔克……但我对沃尔克不那么有信心。”
所幸的是，当天五点半，康纳利下了飞机直奔白宫，在老行政楼与总统、舒尔茨碰头。康纳利的意思是，应该听听沃尔克的意见，毕竟他是专业的。尼克松说：“沃尔克认为我们应牺牲国内经济来拯救美元，但我不想这么做。”
康纳利听闻此言立即解释说：“哦，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肯定沃尔克也不是这么想的……”
尼克松打断了康纳利，用那清晰、权威的声调说：“我们应该立即实施一整套方案，下周一即宣布。我们明天下午开始去戴维营讨论。确保安全保密，参加的人越少越好，我们三个参加，当然，确保麦克拉肯、阿瑟必须参加。”
尼克松顿了一下，然后来了一个单脚着地的漂亮转身，“约翰，你带上沃尔克。”
这个漂亮转身，改变了沃尔克一生。
8月13日星期五下午，总统休假寓所马里兰州凯托克廷山的戴维营，总统安排好了会议的每一个细节，就连会后合影环节都有详细的指南。极度注重细节的尼克松明白，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历史巨变。
会议持续了三天，会上的争论异常激烈，总统就像裁判在听在问。其中最为精彩的是，沃尔克和康纳利联手，与伯恩斯就中止兑换黄金进行论战。
此时，伯恩斯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但他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伯恩斯直截了当地说：“关闭黄金兑换窗口，沃尔克和康纳利可能觉得他们在做正确的事，但我觉得他们错了。我们正在采取激进的步骤……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存在巨大风险。首先是政治风险……苏联的《真理报》已经用头条报道说这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垮台。其次是经济风险……世界贸易将受到打击。外国出口商将施压本国政府采取行动……”
康纳利插话说：“也就是说，别的国家不喜欢，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总不能为了取悦他们而眼看着自己走向破产吧。”
伯恩斯反驳道：“他们会报复我们的。”
紧张的气氛让沃尔克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他用温柔地语气说道：“我也反感这么做。迄今为止，我毕生都在捍卫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我觉得调整是必要的……我们这样难以持续下去。我们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之后，并非坐视不管。我们需要与外国谈判，形成新的汇率机制，修补这个有问题的体系，现在是一个机会。”
麦克拉肯出来打圆场：“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公众的反应肯定是负面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也会把这当作冻结工资和物价这一强硬措施的组成部分。”
或许尼克松并未如沃尔克那样深刻地意识到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重要性，但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必须有所行动，而且是一整套组合拳，绝对不是被动、被迫行事。在这次会上，他答应了包括关闭中止黄金兑换、提高10%进口关税、管控物价、干预劳资谈判在内的一连串组合政策。
会场上，除了康纳利，没有人完全同意同时推出一整套组合。后来的历史证明，管控物价和干预劳资谈判都是昏招，而提高10%的进口关税最后成为外汇谈判的重要策略。
戴维营会议整整开了三天，8月15日晚上，会议结束。尼克松总统在当晚对全国发表了长达20分钟的讲话，提出“新经济政策”，向全球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关闭美元兑换窗口。
次日，星期一，纽约交易所股票大跌3%，外汇市场一片混乱。在伦敦，早晨希尔顿酒店按2.6美元兑1英镑，每个人的兑换上限为50美元，到了晚上却变成了2.8美元兑1英镑。在米兰，来自纽约的劳伦斯·古尔德博士夫妇发现，在这里美元连一支甜筒冰淇淋都买不到，幸好他们手上还有足够支付回家费用的外币。
此时，沃尔克已经在欧洲，穿梭于各大金融中心，向各方解释美国的政策立场。巴黎的报纸，将一张沃尔克与法国财长德斯坦并肩而立的照片放在头版。沃尔克在巴黎著名的克利翁大酒店获得皇家礼遇，酒店给他预留了戴高乐曾经住过的房间。《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将沃尔克称为“总统的货币特使”，这是沃尔克公职生涯中第一个高光时刻。这次欧洲征程，也促使沃尔克从一位纯技术官僚向金融外交家转型。
向欧洲各国解释完政策后，11月29日的“十国集团”财长会议才是真正的交锋之战。十国集团采取轮值主席制，当时康纳利正好是本次会议的主席。各国财政和央行行长一次坐在华丽的长方桌前。沃尔克作为美国首席代表，紧挨着坐在康纳利右侧。
这次会议上，康纳利尽情地发挥了他作为一名杰出金融外交家的才华。他时儿本次会议场所——罗马科尔西尼宫在西方文明中价值不菲，时儿督促在座各位为构建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体系而激情奋进。在烟雾弹打的差不多时，康纳利示意沃尔克可以抛出问题了。
沃尔克放下雪茄一字一句地说：“好吧，不妨假设，只是假设，我们愿意讨论动一动黄金的价格，如果我们把金价提到10%或15%，你们会怎么做？”
康纳利打断了他：“好，问题提出来了。让我们先假定10%。你们怎么回应？”
沃尔克故意把幅度说大一些，这样谈判有回旋余地，他清楚法国最多只接受美元对法郎贬值5%-6%。不过，这时沃尔克希望让谈判老手康纳利来主导。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会场没有人说话。各国央行行长都在默默地抽烟，沃尔克也抽起了他那十美分的雪茄。财长们眼睛盯着脚上的鞋子看，亦或是欣赏房间墙上的古罗马名画。
突然，德国财长卡尔·席勒率先打破了冷场，他清了清嗓子表态，德国可以承受美元贬值10%，“在贬值若干百分点也可以”。事实上，德国央行曾向美联储承诺过，只要美国继续为欧洲提供防卫，避免德国遭到苏联的入侵或渗透，德国确保不会向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接着其它国家纷纷表态可以接受美元适当贬值，唯有法国财长德斯坦保持沉默。因为他清楚，下周法国总统蓬皮杜和尼克松将会晤，那时才是谈判最终决断时刻。
在这次会议上，康纳利说出了那句高傲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难题”。
不过，法国显然对此表示不满。在两国总统会晤时，在金融方面在行的蓬皮杜抛出坚决“埋葬”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观点。尼克松不懂经济但擅长政治，他利用1972年2月访华计划、5月莫斯科之行给对方施压。经过两天的讨价还价，尼克松用取消进口附加税作为交换，法国同意将法郎对美元升值8%。
12日18日，在康纳利精心安排下，各国在史密森尼学会古堡的公共会议室里签署了著名的《史密斯协定》。该协议规定，每盎司黄金官价从35美元提高至38美元，美元对各国货币贬值；黄金继续冻结。《史密斯协定》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沃尔克亲手埋葬了他一直坚持的固定汇率体系，将人类历史推进到浮动汇率和无锚货币时代。
在闭幕会上，尼克松突然出现，将庆祝气氛推向高潮。他称赞《史密斯协定》开创了国际金融的新时代：“我代表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非常荣幸地宣布，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货币协定成功诞生了。”
沃尔克站在总统旁边心想：“我真希望它能挺上三个月。”因为沃尔克通过计算得出，美元至少贬值15%这个体系才能维持运转。
1972年2月4日，《史密斯协定》签署才一个半月，在自由市场上黄金价格已经突破了每盎司50美元，涨幅达15%。此时，一份来自法国总统蓬皮杜致尼克松的抗议信被送到沃尔克面前征求意见。
事实上，美国持续贬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美联储主席伯恩斯实施了糟糕的宽松政策。尼克松为了能够连任，给予伯恩斯明示：“我不希望太快告别首都华盛顿。”就在《史密斯协定》签订前夕，伯恩斯答复总统：“请您知悉，我们今天将降低贴现率。”
此后两年时间，沃尔克一边跟美联储博弈，一边频繁地飞往欧洲及日本一次又一次地谈判。1972年6月22日星期四，沃尔克在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作证时，出乎意料地提出了浮动汇率方案。
1973年2月7日至11日，沃尔克在短短四天时间飞行了5万公里，从华盛顿飞到东京、巴黎、伦敦、波恩等，与各国财长谈判，完成了所谓的环球之旅。2月12日星期一，新任财长舒尔茨（康纳利此前已辞职）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10%，即每盎司黄金官价从原来的38美元提到42.22美元。但自由市场中，金价已经涨到了68.95美元。
3月份，在巴黎的一次会后，一向主张固定汇率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私底下批评舒尔茨和沃尔克把汇率市场搞砸了。沃尔克有些不满，转过头对着这位美联储主席说：“阿瑟（伯恩斯），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平价（固定汇率）体系，你最好马上打道回府去紧缩美国货币。”
在当天美国驻巴黎使馆举行的记者会上，舒尔茨公布了一项新计划，即德国、法国等主要欧洲国家货币联合起来对美国浮动，这显然是欧元的公测。一位记者问舒尔茨：“财长先生，这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什么？”
舒尔茨考虑到这一问题应该由美联储回答，于是把麦克风交给了伯恩斯。伯恩斯狡猾地说：“美国的货币政策不是在巴黎制定的，而是在华盛顿。”
媒体称伯恩斯教科书般的外交辞令大家赞赏，但沃尔克却感到十分失望。
他认为，“我们处在美国经济历史的转折点。美国的通胀正在上升，国际货币体系也将风雨飘摇。伯恩斯拒绝在制定国内政策货币时考虑国际因素，这是不对的。我们忽视了美国作为国际交换媒介托管人的责任，这份责任与我们在国内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扩张的职责是一致的。我敢说，按照‘华盛顿制造’的闭门思路去制定货币政策，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今天看来这句话依然振聋发聩。美元浪潮冲击全球市场，法定货币作为国际货币，不考虑国际因素，这显然是一种只顾自家纸醉金迷、不管别人洪水滔天的行为。
1974年4月8日星期一，在舒尔茨宣布辞去财长职务三个星期后，沃尔克去辞去了副财长一职。当时，美国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已经陷入了典型的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滞胀危机。尼克松“水门事件”持续发酵，尼克松政府、美元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摇摇欲坠。
沃尔克深知，要拯救美国，必须解决美元危机；但除了美联储，任何人都无法挽救美元。
温柔的巨人
沃尔克辞职的消息一传出，曾任美国财长的亨利·富勒就拉他进高盛一起做合伙人，恩师罗伯特·卢萨则让他去投资银行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担任合伙人。沃尔克还收到美国著名猎头公司罗素·雷诺兹的邀请函，建议他考虑接受一个顶级投资银行的职位，年薪超过百万美元，终生向他供应古巴雪茄（当然，当时美国禁运古巴雪茄）。100万美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全美职业棒球收入最高的选手吉姆·亨特也不过才75万年薪。
沃尔克一直在犹豫，他渴望获得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更希望留在公职效力。正当他举棋不定时，美联储主席伯恩斯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在自己公寓共享晚餐。
伯恩斯开门见山地说：“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效力。”
“我感到受宠若惊，阿瑟（伯恩斯），但我必须赚点钱。芭芭拉（沃尔克妻子）刚被诊断出风湿性关节炎，我家里还有身患残疾的儿子吉米，哎，天知道他将来该怎么办。”
“我们付给你的工资养家糊口不成问题。纽约联储主席的收入是我工资的两倍。”
“我知道，可是……”
“海斯现在的年收入是9.5万美元，你也知道我对他的态度。我会让他们从一开始就付给你这么多。”
“你看，阿瑟，我已经在政府工作5年多了。我有点儿累了，现在该是求变的时候了。”
伯恩斯摇了摇头，非常确定地跟沃尔克说：“你是一块做公职工作的料，保罗（沃尔克），千万不要去别的地方。”
伯恩斯邀请他担任纽约联储主席一职，这让沃尔克感到非常奇怪。毕竟，沃尔克担任副财长五年来，一直与伯恩斯意见相左；而且纽约联储主席位高权重，对美联储主席具有很大的威胁。或许，伯恩斯这位政治老手试图拉拢沃尔克为我所用；亦或，面对糟糕的通胀形式和疲弱的美元，伯恩斯已经疲惫不堪，他需要一个像沃尔克这样的人顶在前面。
沃尔克没有当场答应伯恩斯。他跟朋友去了加拿大钓鲑鱼。两个星期后，他在加油站旁边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拨通了伯恩斯联储办公室的电话。
沃尔克第一句话就是：“阿瑟先生，我可以接受这份工作。”
“好的，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祝休假愉快。”
事实上，对沃克尔来说，纽约联储主席这份工作，是一个他无法拒绝的诱惑。
1975年8月1日，沃尔克就任纽约联储主席，并成为联邦公开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常任委员，负责管理美国的信贷供应和利率水平。从此，沃尔克开启了艰难而辉煌的联储生涯。
1979年7月15日，时任总统杰米·卡特发表了著名演讲《一蹶不振》：“总统先生，我们日子难熬。我们只想谈血汗和泪水。”卡特在演讲中如此陈述民众意见。卡特自然提到美元的问题，“从前，‘像美元一样可靠’曾是一句俗语，用于形容绝对信得过的物品；但情况在10年前就变了，通胀侵蚀了美元的价值，使我们的存款缩水了。”
《一蹶不振》演讲结束四天之后，卡特要求整个内阁十三名成员全部辞职，包括财长迈克尔·布鲁门索尔，这是美国总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层“屠杀”。卡特内阁地震导致黄金在次日飙升至每盎司超过300美元，创下新的历史记录。
清理完“不听话”的班子成员，卡特急于招兵买马，首先他找了此时的美联储主席威廉·米勒来担任财政部部长这个缺口。如此一来，他也需要立即找一个美联储主席人选。身边的财政部副部长安东尼·所罗门向总统推荐沃尔克，当时卡特总统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问道：“保罗·沃尔克是谁？”
1979年7月24号，沃尔克受邀到白宫会见卡特总统。卡特坐在一把摇椅上，沃尔克坐在总统旁边，愤愤不平地说：“我非常重视美联储的独立性，并且要采取紧缩政策。”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指了指旁边的米勒说：“我希望我实行比米勒更严格的政策”。
在一个小时的会面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沃尔克在讲，卡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认真地听。离开白宫时，沃尔克为自己的鲁莽感到非常气馁，他当天晚上就乘坐航班飞回了纽约。一下飞机，他找了两位老友倾诉：“唉，我弄砸了。他永远不会把这个职位给我。”
不过，沃尔克也自我安慰道：“这样也许最好。要是真当上美联储主席，我的工资就要降一半，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向家人说要牺牲那笔钱。”
其中一位老友跟他说：“如果总统让你做，你是无法拒绝的。芭芭拉怎么说？”
“跟你说的一样。”沃尔克冲着对方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沃尔克吵醒了，是白宫打来的。电话那头，总统先生祝贺他成为新任美联储主席。
卡特为什么选择沃尔克，至今也是个谜。卡特的回忆录《忠于信仰》这一“标志性措施”居然一字未提。只是从《一蹶不振》中可以看出，他在任的日子里一直渴望“美元的声音”更加非同凡响。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通胀“老虎”以惊人的速度往上窜，卡特总统忙于价格及薪资管制，并呼吁民众减少石油消费，降低消费预期。然而，这些在尼克松时代就已经证明失效的措施只会火上浇油。在炒掉整个内阁后，卡特似乎想推倒重来，启用沃尔克或许是一次冒险的赌博，但也是无奈之举。
1979年8月6日，在利昂·希金博瑟姆大法官主持下，保罗·沃尔克左手放在芭芭拉手捧的《圣经》上，右手举起，五指朝天庄严宣誓，卡特总统在一旁祈祷。
第二天，沃尔克坐在美联储主席办公室那张超大办公桌后面，看着桌上几百份明信片、信件和电报。他猛吸了一口“掷弹兵”牌雪茄，烟雾让他眼睛有些睁不开。虽然有人说这种雪茄有些“马粪的味道”，但是薪水减半后他也只能抽这种廉价雪茄了。
他用手扫了扫烟雾，随手拿起了几份信件。这些信件来自全美各地，有老友寄来的，有陌生市民，有追随者，还有经济学家。有人表示祝贺，有人表示担忧，有人倾诉通胀之苦，有人调侃他工作之难。
其中一份名叫道克·沃克的人写道：“每天抽雪茄请别超过5支，即使你不在意自己的健康，也要考虑美元还得靠您撑着呢。”老友汤姆·里斯致信表达对沃尔克的支持：“我已致电我的经纪商让他卖出黄金，买入美元。”
沃尔克拆开了一份来自佛蒙特州的来信，潦草难辨的字迹写了一页，开头便是：“亲爱的保罗，我谨对您获得‘晋升’致以慰问之情。看到您就任美联储主席，我为这个国家感到高兴，但也对您注定要面临的困境深表同情……”
落款居然是“亲爱的米尔顿，1912年7月31日”。这是一份信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写的，落款的时间是他的生日，且为笔误。
弗里德曼在三年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离经叛道的煽动分子。他一直对美联储颇有非议，在著名的《美国货币史》中指出美联储是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弗里德曼认为，如果当年杰出的纽联储行长本杰明·斯特朗在世的话，美联储就不会在大萧条中犯下通缩的致命错误。除了恩师伯恩斯之外，他对当时几届美联储主席都没有好脸色。
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沃尔克为此努力了半辈子。他深刻地明白，只有这个位置才能挽救美元和美国于水火。如今，与当年中止黄金兑换一样，这一次沃尔克掌握了美元的生杀大权。但真正坐上美联储主席这把椅子上时，沃尔克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和责任。他已不能随便跟人回信，但他还是给弗里德曼回了一封信：“亲爱的米尔顿，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注定只是艰难时局下的替罪羊……我在工作中对您主张约束货币发行的观点并无反对……”
就在沃尔克上任一个星期后，沃尔克以主席身份召开了第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为了这次会议，他在两页纸上写满了会议提要，并在顶端写道：“这次会议比往常更具有象征意义。”这是他上任后的第一道考验，他并不急于出手，而是希望委员们与他保持一样的政策理念。
有了这次铺垫后，9月18日又召开了第二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他提出的“小幅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政策。表决的结果是8票赞同，4票反对，其中4个反对票中，有3个人认为紧缩的力度太小。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在这次会议结束后，沃尔克召集了联储七位理事成员召开了理事会。沃尔克准备“小试牛刀”，将贴现率提升0.5个百分点，达到11%的历史最高值。结果，加息方案以4:3获得通过。
从投票比例可以看出，美联储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甚至出现比较严重的分歧。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上，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劳伦斯·鲁斯提出改变政策方向：“呃，保罗（沃尔克）……我是不是有些不正常，但我还是想提出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再研究一下，我们把利率当作传统货币政策目标是否适当？考虑到你已讲了那么多问题，再加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过去多年有那么多失败的不愉快经历……可不可以换个思路？”
鲁斯抛出的问题，实际上标志着美联储的政策正在转向新的领域。实际上，鲁斯的论调一点都不新鲜。因为作为货币主义领袖，弗里德曼隔三差五就会在媒体上批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有问题，应该放弃利率目标，转而盯住货币总量。简而言之，弗里德曼认为，美联储吠错了目标。事实上，自1976年鲁斯加入公开市场委员会后，就一直试图敦促修改分析方法，转而他支持的货币主义的道路。
沃尔克曾经多次拒绝弗里德曼的建议，不过此时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鲁斯的问题。他对鲁斯说：“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我们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研究这问题。我也有这个打算。”
这个不久的将来其实就是第二天。沃尔克命人起草一份彻底改革联储操作方法的大纲。一个星期后，他审阅了这份带有机密字样的三页备忘录。上面写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按照设定的货币目标，把基础货币的增量规模控制在一定水平上，并以此控制银行信贷的增长，这一操作方法可能导致货币市场的超短期利率发生宽幅震荡。”
长期以来，公开市场委员会以控制利率为目标，他们绝对不能忍受利率大幅震荡。但是，货币主义提出的总量目标并非没有道理。在197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兴起，商业银行开始使用计算机和信息管理，越来越多的人将钱存入银行，商业银行不断地创造信用货币，一定程度上造成信贷泛滥，导致美联储利率政策失效。弗里德曼提出，控制货币总量，尤其是广义货币，可谓抓住了新问题、切中要害。
于是，沃尔克提拔了自己的老同事、技术型专家彼得·斯特莱恩特，由他来掌管纽联储交易室。斯特莱恩特的任务是在纽联储总部大楼的八楼静悄悄地在政府债券市场上买卖证券来控制美元总量。
不过，沃尔克转向盯住货币总量，并非出于货币主义的目的。沃尔克实际上想采用混合策略，他欣赏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的一句话：“中央银行家生来具备两只眼睛，一只眼睛钉住货币供应量，另一只盯住利率。”沃尔克不认为自己是一位货币主义者，他思想更倾向于理性预期学派，他试图给市场释放一种稳定的预期，即美联储在控制货币总量和利率压制通胀。
但是，公开市场委员会显然比较难接受他的新方案。他花了很多时间跟委员们解释，其中一位名叫亨利·沃利克的老对手告诫沃尔克：“如果放弃利率目标，让其按照供求力量自主寻求平衡，那将会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而且还不得不达成浮士德式的交易，即向货币主义者出卖自己的灵魂。”
当时，沃尔克两手一摊地答道：“有时候，你不得不与魔鬼做交易。”
然而，市场完全理解错了沃尔克的意思，朝着沃尔克的预期相反的方向走。投机商认为，美联储要放弃利率目标，等于对通胀缴械投降。与魔鬼达成交易的后果极为可怕，1980年1月21日，黄金价格达到历史新高每盎司850美元，这记录后来保持了差不多30年。当时，国际上爆发了伊朗人质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同时第二次石油危机将通胀推到顶点。
无奈之下，沃尔克只有持续加码，不断提高联邦基准利率。到1980年4月，联邦基准利率达到历史前所未有的21%。5月6日，年华通胀率已高达15%。7月1日市场贷款利率又大幅度下跌到了12%。这三个月，利率、黄金都大幅度波动，美元对德国马克汇率又跌去了10%。
媒体对沃尔克的操作无不讽刺、嘲笑和谩骂。《纽约时报》社论说：“沃尔克是一个赌徒。他不自量力，明明缺一手好牌，却押注甚高。”哈佛大学加尔布雷斯教授发出警告：“不要错误地相信那些把决策建立在大量货币上的人。”
有意思的是，媒体甚至公开市场委员会一些委员都称呼沃尔克是：“顽固的货币主义者”。而弗里德曼却批评沃尔克没有坚守货币主义的路线，将货币供应量随意扩张。
沃尔克颇感无奈，但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在大选前一个星期，即1980年10月2日，卡特总统公开炮轰沃尔克“僵化的货币主义方法”。要知道，在此之前，卡特一直是沃尔克坚定的支持者。主要原因是，沃尔克在临近大选6个星期内，还不断地采取紧缩政策，联邦基金利率从11%涨到了14%。沃尔克这么做唯一的好处就是，让市场终于看到，美联储的独立性，而非屈从于总统连任。但是，沃尔克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美元，杀伤面过大。媒体用一战时贝当元帅固守凡尔登，形容沃尔克的紧缩政策——坚守住了凡尔登要塞，代价是35万人的伤亡。
1980年11月4日，卡特败给了罗纳德·里根无缘连任。卡特将败选责任归咎于沃尔克。他回忆说，当初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时，经济顾问就警告过我。没想到，沃尔克将利率提升到非常高的水平，导致经济衰退，成为我寻求连任的负面因素。
11月19日星期三，沃尔克懒散地靠坐在办公室沙发上，点燃了一支固定在傍晚六点才吸的雪茄。这已是他一天内吸的第11支了。在办公桌的烟灰缸里，刚刚掐灭的第10支雪茄烟蒂还在缓缓冒着轻烟。他承认这样有点浪费，“尤其是现在每支涨到了25美分”。
伯恩斯在沃尔克边上、壁炉前的摇椅上，正在吸着他的老烟斗。就在两个小时前，伯恩斯从洛杉矶急匆匆地来到这间办公室找沃尔克。见到沃尔克，伯恩斯开口第一句话便是：“没有发生国际危机，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这份报告是里根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起草的，我不能给你看，但可以把内容告诉你。”
“你确信要告诉我吗？”
“在目前的情况下……是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希望撤掉美联储，也就是把你炒掉，然后用一台计算机替代。”
“那是一个隐喻，阿瑟（伯恩斯）。”
“我知道，保罗（沃尔克），但还不止这些。你知道，这里面有弗里德曼还有舒尔茨，你知道他们在里根总统那里有多大的能量。”
沃尔克从来没有见过伯恩斯如此紧张，他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沃尔克还在为卡特的败选感到愧疚，如今新总统会以何种态度对他，心里实在没底。外界的嘲笑、挖苦与谩骂已经不堪入目，虽然他早已习惯，但他还是觉得愧对这份公职。九年前，沃尔克亲手作出中止黄金兑换的方案，如今美元犹如脱缰的野马，他在位高权重的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却无能为力，甚至将美国经济陷入灾难之中。想到这里，沃尔克神情黯然、哽咽难鸣，所幸的是整个办公室烟雾缭绕，伯恩斯没有察觉到。
更糟糕的是，接下来一个月，美联储理事会分两次提高贴现率到13%，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超过20%。商业银行纷纷提高优惠贷款利率，达到了21.5%的历史新高。媒体大呼，沃尔克的美联储公开放高利贷。沃尔克在回忆这段历史也曾说过：“如果 1979年以前有人告诉我，我会当上美联储主席并且把利率提升到20%，我肯定会凿个洞钻进去大哭一场。”
在新总统就职大典三天后，即1981年1月23日星期五，里根在沃尔克熟悉的财政部设宴招待沃尔克。宴席上，里根非常老道狡猾地问沃尔克：“我接到了一些人写来的信，问我们为什么要保留美联储。您希望我怎么答复他们？”
沃尔克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心里感谢伯恩斯提前透露这一消息给他。
“总统先生，对这些问题，外界的确有些担忧，但我想您一定能够说服他们，我们美联储运作得还不错的。不幸的是，我们是华盛顿唯一在与通胀抗争的机构……”
不过，令里根与沃尔克都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一年时间，美国经济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为糟糕的时刻，经济深度衰退，失业率和通胀率居高不下。除了坚持严控货币总量和坚持高利率，沃尔克其它什么也不能做。他能做的只有坚持到底，以及等待潮水般的嘲讽。或许真被弗里德曼说中了：反正都已经烂透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没有比这更烂，你尽管放手去干。
白宫那边也像热锅上的蚂蚁，里根凭借肯普减税法案上台。蒙代尔、拉弗代表的供给学派为里根制定了一整套减税改革的计划。但是，这一年刚刚推行大规模减税政策，政府财政赤字就创下了新纪录，这让强调政府预算平衡的老派经济学家极为不满。沃尔克此时明白，虽然里根对他颇有微词，但此时彼此都需要对方。于是，他找到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莫瑞·韦登鲍姆协助安排一次与里根不带助手的一对一会见。
1982年2月15日星期一下午，这天恰逢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是美国的公共假日。总统穿着一件带条纹的高尔夫球衫和一条茶色休闲裤，在轻松的氛围中与沃尔克相谈甚欢。显然，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
里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与保罗·沃尔克见面。我认为我们之间在建立友好关系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且形成了降低利率的共识。我觉得我们可以在6月之前让短期利率降下来3-4个百分点。以后再考虑降低长期利率的问题。”
当时里根政府的赤字不断扩大，市场认为，政府赤字必须在融资市场中解决，这样必然与市场争夺美元，然后不断地推高利率。沃尔克并不认同里根政府的减税方案，他认为政府紧缩预算，增加税收，才能避免赤字扩大化，然后利率才能下来。
所以，沃尔克用降低利率作为交换条件，促使里根政府紧缩财政，并增加税收。货币与财政联手解决问题，这符合蒙代尔的大拇指理论，但是沃尔克的操作方法却与蒙代尔相反。1982年8月19日，增税法案获得通过。供给学派失望之极，一批供给学派年轻官员从财政部辞职。
此时，汽车销售额降到20年来的最低点，房价快速下跌。失业率已经突破了9.5%，超过1000万人丢掉了工作。一期杂志甚至在封面上怒火万丈地刊登对沃尔克及其联储会同事们的“通缉令”。俄亥俄州的农民、五大湖区的工厂主以及难缠的工会，都找上门要和沃尔克“好好算账”。
“抗击通胀的代价不小，当时抗议的人们围住了我们的大楼。”沃克尔回忆说。“我们正在打正义之战，我们不愿意(因压力)撤退，大家今后都会理解这样做的正确性。”沃尔克试图获得民众的理解。
一天，下班后他坐在美联储专车上等芭芭拉（沃尔克妻子），发现司机正在读一本书《怎样从通胀中得利》。沃尔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与总统、国会作了那么艰苦的斗争……到头来怎么能容忍后院出叛徒呢。沃尔克忍不住问：“潘尼亚先生，您怎么读这样一本书啊？”
他转头跟沃尔克说：“我估计您不会介意吧，这是从书店买的减价书……标价10.95美元，卖1.98美元。”
沃尔克笑了：“那才是一小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此时通胀率已下降至5%！
1982年10月5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上，委员们以9:3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将货币政策目标转向降低利率。四天后，纽约时报刊出《祝贺沃尔克先生的成就》。
沃尔克此时的麻烦是，美国的边上墨西哥爆发了债务违约危机。市场认为，沃尔克在银行监管方面“彻底失败”，国会责成沃尔克处理这个问题。当时，经济学界一致认为，沃尔克为了抗击通胀——美联储的功劳，牺牲了就业、经济以及墨西哥。但是，沃尔克能够做的只有祈祷墨西哥不要爆发连锁反应，以及经济尽快复苏。
就在此时，1982年10月，“春江水暖鸭先知”，道琼斯指数从8月的770涨到了1000。这简直是神话般的故事。通胀水平逐渐下降的同时，大量国际资本开始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大量投资放弃原油等大宗商品，转而追逐股票、债券、货币基金等低通胀的金融资产。这预示着漫长而痛苦的滞胀时代结束了吗？沃尔克胜利了吗？
1982冬天，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进入历史性的拐点。美国股市在经历了将近十年低迷之后，开始进入蒙代尔及其追随者曾经预言的“美好场景”，一场史诗般的大牛市正在拉开序幕。
1983年，通胀率下降至3.2%，之后两年在4%左右，1986年降到1.9%。通胀率的下降程度和速度，远远超过了朝野、幕僚们的预测，经济也在最冷的寒冬中开始回暖。1983年，GDP增长率为4.5%，1984年高达7.2%，统计专家大呼经济过热，呼吁美联储出手调节，1985年为4.1%。1982年之后25年间，年增长率达3.3%，与二战后25年间的增长水平相当。
当时，《纽约书评》如此称赞：“里根当选总统，意味着空中再次弥漫如麝香般芬芳的利润。”后来，索罗斯将这一经济奇迹称之为“里根大循环”。
1983年5月28日星期一，在纽约东区公寓里，沃尔克跟芭芭拉说：“我正在申请下周与总统会面。”
芭芭拉接过话：“你是想递交辞呈吗？”
两个月后，沃尔克的四年任期即满，此时他在考虑是否争取连任。
“也不全是……”
芭芭拉有些激动地说：“我想你说过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什么积蓄，我也没有活出自己的生活……但我从未阻止过你的事业选择，也对你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是现在你已经战胜通胀，你的使命完成了。”
“暂时如此，这才是序幕刚刚结束。”
芭芭拉打断他的话：“你难道还真以为你是美国的‘丘吉尔’吗？”
“我真希望我不是丘吉尔。英国人在丘吉尔拯救国家于危难之后，一脚把他从首相位子上踢开了。”
沃尔克的真实想法是，他只想再干一年半到两年，把未尽之事做完，以善始善终。但是，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干满一任，因为他亏欠芭芭拉太多，芭芭拉身体不好，为了支持沃尔克，牺牲了很多。
当时，里根颇为犹豫，毕竟他不想像前任卡特总统那样被一个不受控的美联储主席影响连任前途。在与沃尔克会面的当天晚上，里根写下日记：“我见了保罗——我是在8月1日任命他做美联储主席呢，还是别人？从金融市场的反应看，似应让他续任。我不希望动摇他们对复苏的信心。”
事实上，里根别无选择，除了一些经济学家还颇有微词之外，投行、议员、财政部官员以及市场，都在支持他，沃尔克声望日隆。
1983年6月18日中午，里根在总统休闲地戴维营按惯例发表广播讲话。不过，他却没有按讲稿出牌，用昔日记者爆料式的腔调：“好吧，我现在没有像你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里根之前是演员），戴着草帽，握紧电话听筒。但在开始今天的播音之前，我想宣布一个重要事项……”
里根用这种极为不正式的方式宣布了沃尔克连任，这让白宫官员大跌眼镜。不过，沃尔克不在乎。一个月后，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沃尔克的任命。参议员加恩明确表示支持沃尔克：“我怀疑除了沃尔克以外，过去还没有哪位美联储主席能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坚持履责。”
沃尔克规则
1986年2月24日上午11点45分，沃尔克给芭芭拉打了个电话：“我想让你今晚做顿晚饭。”
“真让人感到惊喜。我可不觉得我的厨艺有那么好啊。”
“嗯，我想让你定期操练一下。”
“天哪，你这话让我难过了……你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在美联储理事会会议上，我的意见被多数票否决了……我不能再干下去了。”
“得了吧，保罗，你不是那样的人……先去跟贝克谈谈吧。”
“我会的，我们将一起吃午饭聊聊。”
事实上，芭芭拉不清楚，理事会内斗正是里根安排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挑起。
在沃尔克续任的参议院听证会上，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对沃尔克说：“我们亲手打造了这只庞大、笨重、残暴的债务怪兽……这种局面正应了那句话，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无论是通胀还是高利率，或者两者一起，都会把复苏扼杀在萌芽之中……所以我说，保罗，祝你好运，你这个可怜的家伙。”
全场哄堂大笑，只有沃尔克一脸严肃。
沃尔克心里很明白，接下来这一任期未必比上一任更轻松。沃尔克已经多次拒绝里根政府的货币赤字化要求，严禁美联储直接购买国债。但是，如果里根政府继续扩张赤字，很可能再次推高真实利率，他与里根的冲突势必形如水火。
在第二任期内，经济快速复苏，通胀得到彻底遏制，沃尔克与华尔街金融巨头联手拯救了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破产，避免了一场来自拉美债务危机的金融冲击波。不过，这也让沃尔克以及美联储落下“大而不倒”的名声，尽管他不想这样。
此时，沃尔克仔细评估了市场风险，只有联邦财政赤字让他感到头疼不已，市场对财政赤字的担忧已经盖过了通胀。1985年12月，参议院通过了《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该法案试图全面削减联邦赤字，避免财政赤字出现灾难性风险。
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正在积极促成《广场协议》谈判。白宫认为，过去几年美元升值太快，不利于美国出口，同时也借此将美元利率下调以缓解联邦财政赤字。狡猾的贝克对外释放的信号是，沃尔克促成这次谈判，希望美元汇率下跌。实际上，对于沃克尔来说，《广场协议》的成果喜忧参半。
就在协议签署后不到六个月，美元已经贬值了50%，大大超出了市场预期。沃尔克认为，美元贬值太快，希望利用有限的政策工具缓一缓。但是，令沃尔克没想到的是，贝克不但擅长使用国际事务来干扰货币政策，还将手伸到了美联储最核心的权力部门——美联储理事会。
1986年2月24日星期一，达拉斯和旧金山两家联储银行向理事会申请，希望把贴现率降低0.5个百分点。沃尔克想拖一拖，但是一位名叫普雷斯顿·马丁的理事态度强硬。
“那让我们来投票决定吧。”沃尔克脱口而出，凭借过去六年的权威，沃尔克相信投票能够摆平这事。但是，这一次，他太过自信了。
投票的结果是，沃尔克以3:4输掉了这场对决。另一位理事玛莎·赛格尔表达了胜利的喜悦：“美联储不再是一个人的舞台”。实际上，结果出来了，沃尔克才意识到这是一场关键对决。马丁和赛格尔都是里根任命的，他们与里根、贝克一样都试图执行宽松货币政策。但是，即使他俩是里根的亲信，也只有两票，难以在理事会成事。美联储理事会一共7名理事，每个人都是由总统任命，任期14年。为了防止政府干预央行的自主权，国会将各位理事的14年任期错开分配，一任总统最多只能任命2位理事。但是，由于里根连任，他可以任命四位理事。就在投票前半个月，里根就任命了两位新理事替代了一位到期的理事和一位辞职的理事。这样，里根就手握四张票，从沃尔克手上夺回了理事会的控制权。
投票结果出来后，沃尔克大发雷霆：“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不奉陪了。”他走出理事会议室，顺手一甩，“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当天下午，沃尔克找到了财长贝克，“我带了一份辞职报告。”
“你在说什么？”
“今天早晨，理事会会议上的表决结果推翻了我不愿意降低贴现率的立场。”
“保罗，别做傻事，你不能辞职……”
3月7日，美联储公布了降低贴现率的结果。就在前一天，德意志银行和日本银行也降低了贷款利率。马丁理事高调地宣称，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典范。里根政府也称，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正在推进的国际磋商合作取得重大成就。
沃尔克回忆说，当时他真不愿意以这种方式离开美联储。但是，真正让沃尔克下定决心离开的是1987年5月1日理事会做出的一个决定。
当时，理事会投票表决，同意批准三家控股银行——花旗集团、信孚银行以及J.P.摩根公司承销特定的债券。这一决定实际上违反了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沃尔克极力反对，因为他很清楚，这决定意味着，金融混业时代的到来，大幅度放宽金融监管，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将制造巨大的金融风险。
有媒体这样解读这一投票结果：“威风凛凛的沃尔克先生罕见地在里根总统任命的美联储理事面前败下阵来。这说明在监管问题上，那些由里根任命、更倾向于自由市场制度的美联储理事们正准备把主席赶走。”
1987年6月1日下午，沃尔克拜访里根，递交了辞职信。次日上午10点，里根站在白宫新闻发布室的麦克风前，左右两边一个是沃尔克，一个是格里斯潘。里根宣布，格林斯潘替代沃尔克作为新任美联储主席。他对沃尔克的辞职“极尽挽留，深表遗憾”，并对沃尔克抗击通胀的成就高度评价。
当记者问沃尔克为何辞职时，他援引了《圣经·旧约》中的一句话，轻描淡写地说：“来亦有时，去亦有时”。一位来自纽约州的议员查尔斯·舒默认为，总统“应该跪拜沃尔克，恳求他留任”。
事实上，华尔街金融界也这么认为。当天早上十点沃尔克辞职的消息传出后，投资者疯狂抛掉美元，大举购入黄金。黄金大涨，美元对德国马克汇率下跌，法国巴黎甚至被迫中止外汇交易。市场用钱投票表达了无声的愤怒。
沃尔克走了，给美联储留下了一部操作手册。
辞职后的第一个星期，美联储理事会收到了成袋的信件和明信片。其中有来自前总统杰拉德·福特、理查德·尼克松，还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然大部分都来自各州的老友、议员、市民以及各界人士。不少信件的抬头都写着简单的地址：华盛顿特区保罗·沃尔克主席。
福特总统的亲笔信夸赞沃尔克的“正直品格”：“在危机时刻有你掌舵，无论是对美国还是整个世界而言，实乃幸事。我由衷地感谢你的优异工作和你个人所作出的牺牲。”
撒切尔夫人信中这样说道：“您对稳健货币政策坚定追求，您在遏制世界最大经济体通货膨胀这一复杂任务钟所体现出来的超群技艺和理解同情，令我备感钦佩。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在一个世界金融体系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时代，您发挥的作用无可估量。”
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迈克尔·帕维莱克说到了沃尔克心坎里：“虽然我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到工作，但是，我始终理解和赞成你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政策。你保全了我一辈子的积蓄，使之没有化为乌有。换一个缺乏胆略的人，很可能会屈服于政治压力，而你则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多数信件都是“作为一位纳税人”、“一位公民”的身份感谢他，其中一个人在信中提出一个请求：“希望你有时间去指导艾伦·格林斯潘，让他沿着你的足迹往前迈进……”
自沃尔克卸任后，美联储进入了格林斯潘时代。聪明过人的格林斯潘掌控美联储达20年之久，一度是美国最具权势的人物，被称为全球“经济沙皇”。任期内，他不乏抗击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信息革命等光辉战绩。格林斯潘还是一位模棱两可的预言大师，擅长与市场搞“理性预期”式的博弈。市场有一句传言，“格林斯潘一开口，全球投资人都要竖起耳朵”。
若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间这位老人早已把沃尔克忘记了，人们只会记住那个“美元总统”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并未坚守当年的承诺，他多次疯狂下调利率，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格林斯潘与小布什试图“再造美国住房梦”，将利率下调至零附近，华尔街大发次贷，金融衍生品过度创新，金融繁荣异常，最终以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收场。
沃尔克离开美联储有很多不舍，但他知道，只要危机过去，白宫是不会欢迎他这个“只是艰难时局下的替罪羊”。他内心也觉得亏欠芭芭拉太多，是时候回归家庭了。事实上，沃尔克在财政部和美联储任职期间，家庭经济拮据。沃尔克儿子身患残疾，芭芭拉又患严重的关节炎，只能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兼职。
芭芭拉曾经说：“在保罗接受这个工作之前，我们勉强还能存点钱，但现在挣的钱都不知不觉全花光了。”为了补贴家用，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然后租住在华盛顿偏远郊区的一房一厅里。沃尔克也深感愧疚：“我怎么把家弄到了这般举步维艰的地步？”
不过，离开美联储后，沃尔克并未去华尔街谋求高薪，而是返回母校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当时，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被沃尔克生动的授课以及精深的智慧所吸引。下课后，沃尔克走过来说：
“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好听吗？”
“很好听，但有些地方我没听懂。”
“你会听懂的，因为中国正在崛起。”
这位中国学生叫朱民，后来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沃尔克对中国颇感兴趣，与欧洲财长、金融家一样，中国不少经济学家、金融官员对沃尔克敬佩有加。有一次，沃尔克来中国，向朱民提出希望能见朱镕基总理。当晚，朱镕基总理宴请沃尔克，相谈甚欢。走时，总理对朱民说，沃尔克真是中国人的好朋友。
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总统邀请沃尔克出山担任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宣布对美国银行业进行重大改革，禁止银行利用联邦政府承保的存款进行高风险的自营业务投资，并且反对金融业内更进一步的合并。
奥巴马趁此良机“消费”了一把沃尔克，他把这个改革命名为“沃尔克法则”。对此，沃尔克感到十分惊讶和无奈。在演讲时，沃尔克扭过头对着奥巴马说：“我们称它为‘奥巴马法则’如何？”
所谓沃尔克规则，就是要将金融机构的自营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分开来，银行想做自营业务，就不能使用客户存款和联邦政府低息贷款。美联储的会员银行以证券作为担保物，以较低的利率向美联储借款。
沃尔克法则，某种程度上说是沃尔克当年离开美联储时对放松金融监管的一种回应。整整20年间，次贷危机再一次证明了沃尔克当年坚决反对放松金融监管是多么的明智。“沃尔克规则”被写入2010年出台的美国金融改革法——《多德－弗兰克法》之中。
不过，沃尔克法则最初的方案只有区区四页纸，沃尔克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个简单的法律，最大限度地限制金融巨头从事投机交易。但是，奥巴马没能顶住华尔街的压力，这个四页纸的方案最终变成了上千页的法案，规则变得极为复杂，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大大缩水。
其实，奥巴马给的这个职位本是虚职，他只是想借沃尔克的威望达成平复民心之目的。此时，沃尔克年事已高，再也没有体力“与世界为敌”了。
不过，沃尔克依然在2011年发出一些真正关于全球命运的声音：“这是一个外国拥有我们数万亿美元的时代，这是一个我们更加依赖向外国借款的时代，这是一个整个世界都指望美元能维持住购买力的时代。”这一句话，与当年他的上司、康纳利财长的“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难题”，截然相反。
沃尔克生于大萧条之前的新泽西州海滨城市开普梅，其父亲是该州一座小城的行政长官，一生清廉勤勉，坚毅执著，管理这个小城长达20年，并使之免遭“大萧条”的冲击。沃尔克继承了父亲身上的坚毅、清廉与奉公，用半生公职生涯诠释了古罗马人说颂扬的最高美德：勇气、正直、智慧、谨慎，以及献身自己、服务国家。
有人说，在美联储楼前的广场上应该树立一座雕像，而在美联储百年历史中，只有一人的雕像最值得立于此处，他就是保罗·沃尔克。在财政赤字货币化、福利民粹主义的时代，沃尔克的公心、正直、勇气、清贫以及高贵的人格，不断地提醒我们，如何抑制滥发货币的冲动和诱惑。
其实，在1995年，沃尔克在一家小而美的投资公司里获得了几百万的报酬。但是，当时芭芭拉因糖尿病和关节炎并发症已经卧床不起。为了向芭芭拉表达敬意，作为对她一生的补偿，沃尔克夫妇决定在在纽约市特种外科医院发起芭芭拉·沃尔克女性风湿病中心，并将这笔钱全部捐出。
三年后，芭芭拉离世。沃尔克，事业上坚强果敢，宛如一位巨人，但生活上、情感上都极其依赖芭芭拉。芭芭拉的离去，对沃尔克打击很大。令沃尔克稍微安慰的是，“在芭芭拉1998年去世之前，这是给她带来慰藉的少有的生活体验。她配得上这份荣耀。”
之后，沃尔克大部分时间花在没有收入的公共事务上，比如处理安然公司丑闻，帮助二战受难者追回财产，以至于生活拮据清苦。平时，沃尔克租住在纽约郊区的一个小房子里，依然乘坐地铁出行。与之前半生一样，为了维持生活，他只能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然后租住在一个小得像学生宿舍一样的老房子里。身材魁梧高大的他，在这个房间里显得局促拥挤，屋内大部分空间被书籍和资料挤满。每到周末，沃尔克请自己的女儿来帮他清洗衣物。
如今，92岁的沃尔克，这位曾经语调轻柔、目光坚定的巨人，说话已有些口齿不清，记忆有些模糊，已经戒掉了雪茄。
所有人都装睡时，所有人都陷入货币泡沫之中时，只有这位老人是清醒的。然而，他是孤独的，或许只有芭芭拉才能给他真正的温暖、理解以及安全感。
后记
“我在此想明确地告诉你，如果银行机构仍靠纳税人的钱提供保护，继续随意投机的话，危机还是会发生的。我老了，恐怕活不到危机卷土重来的那一天，但我的灵魂会回来缠住你们不放！”
2010年2月2日，美国参议院就金融监管法案中举行的“沃尔克规则”听证会上，当有议员质疑他提议加强金融监管的法规是过时之举时，83岁的沃尔克如此回敬对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沃尔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者。”其实，沃尔克不是智者，任何时代都不缺乏智者，有时因为智者太多才出问题。我认为，“他是一位英雄，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半世风云断古皇，一蓑烟雨任平生。”
——致敬 保罗·沃尔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