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君临”）
今年奥斯卡，历史性的颁给了韩国电影《寄生虫》。电影留下一个未解之谜：傻的出奇为什么有钱，精明过头为什么贫穷越来越看不懂资产阶级左派自娱自乐的奥斯卡，为何既脱离群众，又幼稚可爱。
无独有偶，2018年，另一部电影《华盛顿邮报》，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说的是“水门事件”的前传，诸多元素充斥，女权、新闻自由、反抗强权，还有“吹哨人”。这部电影更有启发意义。
有一些故事，分享给大家。
电影的背景是这样的：
1968年，电视审查员剪掉了综艺节目中的反战歌曲片段。这一年，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泥潭已8个年头，当年公布的国防预算为720亿，比罗斯福在大萧条中大兴土木还多了差不多十倍。人民越来越厌烦战争，但刚换了将军的驻越美军还想再下一盘大棋，并命名为“完胜计划”。
民权运动领袖路德·金遭到远距离狙杀，引爆了美国的抗议浪潮，随之而来的便是蔓延全国的纵火、抢劫和犯罪。讽刺的是，这是位继甘地后最伟大的非暴力运动领袖。
两个月后，29届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因为支持以色列，遭到巴勒斯坦人的枪击，布了其兄长的后尘。这一枪，也断送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里的头号种子。
喧嚣的时代总是少不了年轻人的激情，青春的荷尔蒙是浪漫的，也是危险的。
肯尼迪尸骨未寒，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因为专制的校长不愿退出压迫越南人民、有色人种的防务分析研究所，于是接管了校园，驱逐了校长。占领了行政楼的黑人学生要枪杠子里出政权，占领了图书馆的白人学生要文斗不要武斗。警察将校园团团围住，哥大成了暴大。
半年来，光是大规模游行，全美就爆发了221次，其中主力是大学生，波及100多所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首当其冲，被当成当权派打倒。社会上，法纪日渐松弛，警察权遭到漠视，各大行业罢工此起彼伏，公用事业陷入停滞，社会秩序日渐崩坏。
在那时的美国人看来，自由更重要，所谓的秩序，那是威胁公民权力的暴政。在公共绿地上安营扎寨搞抗议的人群中，每天都会发生强奸、抢劫和杀人案。有良知的警察深感无力，只能辞职了事。
很难想象，五十年前，就是这群抗议人群的爷爷那辈，将强硬剥夺罢工权的柯立芝送上总统宝座。对那个时代的美国年轻人来说，似乎世间再没有什么是神圣的。
走出大萧条的低谷以来，美国还从未像现在这般支离破碎。
事实上，国内动荡与越南战争脱不开关系。
而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父母的支持下，医生的帮助下，用各种手段躲避征兵令。那时候，年少的克林顿撕毁了神圣的兵役证，建国同志也恰好得了骨刺，参不了军。
政客们发现，向公众兜售结束战争成了一条选票捷径。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同志做的不错。
但总统职位总有让人精神分裂的诅咒。当选总统后，他一边谴责先前美国在越南投入过量，一边又告诉驻越部队，这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之一。
《华盛顿邮报》的故事，开始了。
受雇于美著名智库兰德的丹，曾在五角大楼工作，参与撰写了国防部关于越南战争的研究报告。作为硬核研究，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启动研究计划，希望留下一份“越南战争的百科全书”。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丹亲身经历了越战，在越共的包围圈里，东南亚丛林的湿热下，在敌人的炮火声中完成了报告。它们被标注“Top Secret”后，锁入了抽屉。
报告分47卷，包括3000多页历史分析和4000多页原始档案，揭示了美国对越政策的起源，以及怎样演变的，贯穿了从杜鲁门到尼克松5任总统的任期。结论指向了美军将陷入胶着，根本不可能获得战争胜利。而战争的出发点——避免印度支那国家多米诺骨牌式倒向苏联的“变色”问题，也是无稽之谈。
1971年，在丹目睹麦克纳马拉私下警告国务卿，战争打不赢不要再送人头，在媒体前又声称进展显著的“两面人”做派后，决心做一个吹哨人。
越战报告吹哨人原型——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这是位有思想的同志。
美国政府明明知道战争打不赢，但为了声誉，为了政治生涯，更不想费神劳力去阻止已经运转起来的军事军工官僚利益集团。打着和平的幌子欺骗公众，将一批批子弟兵送往地狱般的前线送死，并隐瞒报告内容——典型路径依赖的组织行为学。
人民被蒙蔽，政府在无人驾驶，只有丹站了出来。他将报告的一部分捅给《纽约时报》后，时报花了三个月搞了个大新闻。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人民头一次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好，战争也不都是正义的，士兵也不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战，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
日益激烈的反战反政府运动，终于威胁到了尼克松政府的执政合法性。穷途末路之下，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司法部这个打手，命令联邦地区法院禁止报社和爆料人再泄露相关资料。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法官第一次禁止报刊出版。用影片台词来评论，就是“国父的棺材板都快盖不住了”。
另一边，凯瑟琳·格雷厄姆从自杀的丈夫手里接过管理权，当起了家族产业《华盛顿邮报》的家。这位一辈子生活优渥，商女不知亡国恨的交际花，别说看财务报表，就连开会发言也要再三演练。
虽然被男性主导的董事会认为不适合领导邮报，但女人的心思你别猜，凯瑟琳是个有野心的资本家。不然，后来的巴菲特又怎么看得上呢？
她开启了IPO，在解决财政问题的同时，准备招募更多优秀记者，立志从地方小报走向全国大报，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
就在时报收到禁令后不久，邮报新任总编也弄到了秘密报告，很快也写好了大新闻。所有人都知道，敲山震虎的禁令，是对整个媒体行业的警告。出不出版才是关键，因为邮报的信息源和时报一样，都来自丹，也就意味着如果明知禁令还出版的话，不仅总编和凯瑟琳都会去蹲大牢，投资银行会撤回投资。
从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一个寡妇，摆在她面前的抉择是：一边是董事会里的董事纷纷反对出版，将资产阶级的投降本性暴露无遗；一边是热爱的媒体事业，捍卫出版自由的理想，如果邮报是由政府决定出版什么，那它早就死了。更为现实的是，高风险高回报——爆炸性新闻和高姿态反权威立场，会让邮报脱颖而出、声名鹊起，晋身全国性大报。一旦失败，则可能赔上家族产业。
力排众议的梅姨，在贡献了一段教科书式的演出后，决定赌上一切，出版！
有了邮报的振臂一呼，全美报纸纷纷揭竿而起，将炮口对准欺骗人民的联邦政府火力全开。
政府与媒体对簿公堂，最高法院回应了民众的呼声，以6：3做出判决：媒体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免于政府的检查和惩罚。
大法官克莱克写的判词铿锵有力，至今还常常被人引用：
“国父们给媒体自由所必要的保护制度，是为了让媒体在民主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媒体应该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统治者”
媒体人赢得了胜利，吹哨人获得了保护。
在影片的末尾，恼羞成怒的尼克松，禁止邮报的任何人员呆在白宫。
镜头一转，黑人保安的手电光扫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字样上，在发现有人图谋不轨后，向特区警方报警，影片戛然而止。
顺着这个线索，我们的另一个故事：巴菲特投资历史上“英雄救美人”的一幕，开始了。
1973年，尼克松离下一任总统任期只有一步之遥。
过去一年，他对北京和莫斯科的成功访问和友善态度，很大程度上为结束冷战铺平了道路，也为自己的成功连任增加了重磅砝码。而此时的民主党党建抓的不紧，不仅筹款不利欠一屁股债，还陷入了内部分裂。
但，送分题还是被猪队友整成了送命题。
他身边一些人，还是不满意，为保尼克松万无一失，发誓要不择手段。
随着号称大财团党的共和党筹款破千万，尼克松团队开始在司法部长办公室盘算怎么花钱。半小时内，智多星们就炮制了耗资千万的各种计划。诸如窃听电话，恐吓反尼克松示威人员、绑架反战首领，甚至还有为民主党提供色情服务，让姑娘们在床上套取情报等等。预算最少的窃听方案，先得到了共和党高层的批准。
没过多久，手段劣拙的水门行动小组就被抓了现行。
此时四十出头的巴菲特，在妻子的影响下，背叛了家族的保守信仰，转而成为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在那个风起云涌的的时代，积极参政议政。何其聪明的他，很快发现了媒体在政治方面的巨大影响力，也发现了媒体是一门好生意。
作为巴式投资的一部分，他深度参与了收购的第一家报纸《奥马哈太阳报》对本地一家慈善机构贪婪募捐的丑闻报道，提供了分析纳税申报表的智力支持。因为这篇报道，《奥马哈太阳报》获得普利策奖，也为他打开了通向新闻界的大门。
作为出版人的巴菲特，此时正在以同行身份，对地方性媒体股票虎视眈眈。其中，日后为巴菲特带来巨大投资回报的，当属正在深入挖掘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
这一边，邮报的趴粪者们通过水门窃贼携带着尼克松竞选委员会支票一事，敏锐的察觉此事不简单。另一边，在CIA调查水门事件时，当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尼克松卷入“水门事件”时，调查组收到云端停止调查的指示，粗暴的权力妄图只手遮天。
又一位勇敢的吹哨人站了出来，向《华盛顿邮报》透露事件真相。
水门事件吹哨人——马克·费尔特
但演技在线的尼克松，依然继续欺骗了公众。
秋天的时候，尼克松连任成就达成。他要开始收拾一再给他找麻烦的邮报了。
1973年，也是美国熊市的开始，标普当年下跌了14点。而当时的邮报，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水门事件”资深调查记者被列入尼克松“敌人名单”，政治压力下，关系到邮报一半的盈利的两家电视台失去了执照，印刷工人罢工等等。各种压力下，邮报面临着极大的倒闭风险。很快，股价从36美元跌至16美元。
就像在越战的秘密报告那样，这个倔强女老板依然保持了咬卵犟本色，再一次赌上了家族产业，死磕尼克松。
在市场一片悲观绝望之际，巴菲特来抄底了，起手就是5%。但发现凯瑟琳并不信任他，提笔便给凯瑟琳写了封语气和蔼可亲，行文肉麻吹捧的私人信，向其解释人畜无害的他不是妖精、害人精。
尽管邮报设计了AB股两类股权，从制度上决定了野蛮人不可能威胁到凯瑟琳的控制权。但邮报尚处与政府的战争状态中，突然冒出来的奥马哈土财主，完全无法猜度是不是老奸巨猾的尼克松安排的奸细啊。针对这一股权买入，邮报评论部的键盘党，就写出了老板的恐慌：“她会被江湖骗子所欺骗，尤其是那种十分擅长愚弄和奉承的”。
毕竟前段时间，《福布斯》一名记者就以春秋笔法和天马行空的推测，暗示巴菲特在利用内幕消息收购一项资产时作弊。尽管该媒体后来为该子虚乌有的报道致歉，但作为出版人的巴菲特清楚得很，就算是正直善良的媒体，为了编辑部士气和新闻独立理念，也会不分青红皂白的维护记者行为。
当然，资本家是不能随意训诫记者的。
吃了哑巴亏的股神，用美式幽默称之为媒体的“防御性蹲伏姿态”。
所以一家值得尊敬的媒体，不仅对公权充满警惕，也必然对资本充满警惕。但资产阶级始终是软弱的，资产家办报，总是免不了立着牌坊，不自觉就跪着挣钱。
就在凯瑟琳与尼克松斗法的关头，历史又在重演。不止一位董事会成员警告他，不要一意孤行，应该利用危机时刻带好节奏，帮助摆平权力人士的麻烦，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但凯瑟琳作为跨界的交际花，并不是原生的资本家，满脑门都是上流社会教育子女的那些美国自由民主平等的传统价值观。当信条与现实冲突的时候，她坚持了内心的信条。
话说回来，为安抚凯瑟琳，巴菲特两口子拜访了她，并与之签订君子协议：未经凯瑟琳允许，不再购买邮报股票。
第二年，美股崩溃，邮报继续下跌25%，本该贪婪的巴菲特信守承诺，没有再行买入。君子坦荡荡，他与凯瑟琳建立了一生的友谊。
随着水门事件逐渐明朗，尼克松掩盖真相的铁证被找到，不仅白宫被惊得目瞪口呆，整个美国像炸开了锅一样群情激愤。总统骗了顾问、公众、党派、国会、甚至家庭，出卖了所有人。
众叛亲离的尼克松黯然下台，邮报胜利了。
1985年，巴菲特持有的邮报股票收益率约为21倍，年复合收益为28%，成为巴菲特一生标志性的投资案例。
在股神心中，媒体是一项完美的事业。集三者为一身：传道、扮演警察、同时又能像收银机一样制造现金。在电影的开头，准备IPO的凯瑟琳和顾问模拟回答投行问题时，就暗示了这一点。
邮报之所以成功，在于民众需要真相，而不惧强权告诉民众真相的媒体会得到市场的奖励。这种奖励会成为“无形之手”，来引导媒体行业形成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但可惜的是，产生《华盛顿邮报》的时代随风而逝了。
正如前文所述，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现代美国和后现代美国的分水岭。
此前的美国是WASP文化的清教伦理之国，此后则是多元文化主义日渐抬头。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美国社会支离破碎，国运进入徘徊和迷茫。但亨廷顿却说，这是继美国革命、杰克逊时代、进步主义时代后，美国又进入了新的理想信条激荡期。他说：
“这是抗议的年代，也是重申道德的时代，人们激情勃发，无论好坏，都在努力实现美利坚信条的原则与价值”。
这句话翻译下就是，我们从小在星条旗下接受五讲四美教育，要正直诚信，勇敢与坏人做斗争，但长大参加工作后又被叮嘱，领导说什么都是对的，过年过节要送人头马XO……
在席卷美国的校园抗议浪潮中，哈佛毕业生对台下的父辈们讲到：
“我们没有宣告一个新真理来挑战旧真理，相反，我们引用前辈的真理来抗议他们背弃真理。”
“背叛者是你们，不是我们。事实上，你们才是颠覆份子，我们则是忠诚之士，骄傲地重申着被你们遗忘的誓言！”
只有那个信条飞扬的时代，才能成就华盛顿邮报的辉煌；也只有那个彷徨的历史行程，能让赌国运的股神买的足够便宜。而激荡时期的平息，又一再证明，不管再多元，美国仍然是保守主义底色的国家。
所谓的保守主义，可以庸俗的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实事求是”。作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御用史观，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反对一切激进革命，主张节制政治，渐进改革，以妥协手段（必要时龌龊也行）调和各种社会势力的利益冲突。
而激荡时期的出现，则是社会在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的分裂中的爆发。它的作用不仅反复申明传统的美国理想，并且致力于“改革开放”，修正资本主义制度，让制度与实践符合理想的要求。再庸俗点说，就是左过头了就向右扳舵，右过头了就向左扳舵。
所以亨廷顿高举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充满感情的说：“批评者说美国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离它的理想太远。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而是一种失望。但之所以是失望，正因为它也是希望”。
但文艺界毕竟是滋生左派的温床，所以影片里的共和党尼克松一直以阴郁的背面示人，将其塑造为一个老谋深算，心狠手辣，一心准备摧毁美国的神经病。
作为典型的左派文艺，电影不会告诉你，尼克松是个极其务实的政治家。他解开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并与之联手拖死了苏联，从越南抽身、对苏缓和、战略武器谈判、废除种族隔离、教育平权等等。通过一系列纵横捭阖的操作，为冷战高潮期不堪重负的美国，成功止损了经济政治负担，为国家规划了下一个50年蓝图。他的大局观至今是很多美国政治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退下来后，总统顾问当了一届又一届，但他那种腹黑且有决断力的特点，成就了他，也毁灭了他。
总结下来就是：浪漫的左派善于蛊惑人心却不善治国理政，龌蹉的右派善于建设却不占道德高点。就像裱糊的李中堂，面对满朝清流的道德文章，形只影单难以招架，只有当家的慈禧才明白他的内心苦楚，替他拂去朝堂上无穷无尽的非议。
静下来想想，身边很多事情也莫不如此。所以亨廷顿说，美国自由的政治理想与半自由的政治制度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
信条激荡时代逐渐远去，美国的媒体界也逐渐与民众渐行渐远。连他们自己都在反思，为什么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与民众站在一起？为什么报道的民调，与民众所想相距甚远？
最明显的，莫过于2016年大选，当时媒体的所谓真实民调，都指向了正在搬铺盖卷准备睡白宫的希拉里。
2017年全美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一男一女两位卡车司机道出了民众的看法。金发碧眼、臂上刺青、一身腱肉的他们歪带牛仔帽，对着镜头满不在乎：“我们不管媒体怎么埋汰总统，反正就知道他是我们的人，道出我们的心声。”
开幕式上，特朗普宣称媒体是全民公敌，全场欢腾。
2020，建国同志依然面临民主党的围剿，国会的弹劾，洛佩西当场撕掉大国总统的咨文，美国似乎又再一次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所以亨廷顿预言，美国下一个信条激荡期，就在21世纪20年代。
还真是千年未有之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