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豆瓣；文/蛤蛤坞种蓖麻）

很多年前，那是中学。男生经常课间、午后在学校的操场上打篮球。每个年级总有那么几个“风云人物”，球打得不错，学习成绩也好，成为明星学生。球场边，总会有围观的女生扎堆，目光随着心仪的男生。一旦进球，叫好声、掌声不断。

那些男生里，也有过我喜欢的人，但我从来没有去操场看过他们打球，顶多路过的时候瞥上一眼。中午写作业、看课外书，有时候叫好声太大，从窗外灌进来，我还会嫌它吵了我的清梦。

我总想，凭什么作为女生，只能成为围观鼓掌的那个。我也想有我的舞台，想有属于我自己的掌声与喝彩。

那时候，我有一个科学家梦，想成为生命科学家，因为听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我从初中起，就参加生物课外小组，得过北京市生物竞赛一等奖，全国联赛二等奖，还在高一参加过华大基因承担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的测序工作。

那时候，我也有一个作家梦。我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发表作文了，一直到高三，几乎大小考试，我的作文都是全班、全校的范文，每个月都能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高二那年，我报名参加《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一个人坐火车去上海参加复试，和郭敬明同年获奖。

但我高中的男朋友看不上我的雄心壮志，他觉得我没他聪明。他靠化学联赛一等奖保送进北大，我祝贺他。而我在《中华活页文选》上新发表了关于苏轼的文章，兴奋的拿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放在一边，继续给我讲他刚在《科幻世界》上读的刘慈欣。

直到我拿到北大理科系的录取通知书，他还是在说：“女生不适合学理科”。我高考分数其实比他高，为此他很受刺激。那年夏天，我们就分手了。原因可以讲出很多，但大抵还是因为我不愿意做一个单纯为他鼓掌的人。

这些都只是小时候的高光时刻。我深知，好女不提当年勇，说出来是要被人笑话的。

我亦不是生活在少年“辉煌”里无法自拔的人。大学后几经辗转，世态炎凉，尝过很多挫败和低潮，而立之年后很久，才完成学业，在海外谋到一份教职。无恒产，有文债，但心也很笃定。我最好的时刻，就是现在的时刻。

今天讲这些，是因为最近越发被一件事情困扰：

我感觉我身边的同龄女性友人，一个个都非常优秀，很多年少时负笈重洋，皓首穷经，现在名校任职。才华横溢，赤子之心不泯，为人又可亲可敬，自有一番敦厚温柔。但她们大多特别低调，很少炫耀什么，也不恃才傲物，在学术场合，由于神态超然，还常会被误认为学生！我和这些女性友人，经常在私下反思自己所得，多少是特权，多少是靠所谓个人的才华天赋，答案是我们只是幸运而已。交流多了，会觉得个人其实没那么重要，名利一世，不换姐妹围炉夜话一宵。平常心看一切就好。

而同龄的不少男性同事，固然也不乏有才的，却分配了不合比例的、更多的聚光灯的焦点。他们出版的书籍，得到更多的报道；他们被更多邀请接受媒体采访、播客对谈；他们对拥有众多“粉丝”这件事，更坦然接受；他们互相之间很容易就称兄道弟，让以他们为榜样的那些更年轻的人，心里升出一种羡艳。这里面，有时候，还有些小姑娘对才子的懵懂倾慕。他们中有些人，可能出于“专业精神”吧，从不谈自己的婚姻家庭，仿佛钻石王老五。他们中如果有些是好父亲，在朋友圈常常晒自己的育儿经，那更是博得大家的好感。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自然。他们也是我的朋友、同事，我用善意理解他们。但我为我的女性朋友鸣不平，为什么即使她们拥有这些男同事拥有的一切（学位、教职、出版、才华——甚至很多远超男性），也很难驾驭同样的人设，成为小有名气的偶像？或者很难因为自己的艰辛育儿工作，得到同样多的赞许？难道对于学术母亲来说，育儿就是份内的事情？

我想给我这些女性朋友，以及我自己，更多的喝彩。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障碍，是太过于自省。我们会反思作为极少数的幸运者，自己的经历有多少值得分享？这种分享，更多的是励志故事，还是给他人带来一种虚假的幻想，或者经验层面的压迫感？

我们也会反思，在一个“academics can have it all”的神话下，有多少被遮蔽的牺牲与劳动。在一个父亲乐此不疲地晒娃的背后，是他的妻子的各种配合，也有老一辈家长们的免费劳动，不是吗？而后者，比妻子的身影，更少出现在我的朋友圈。

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们还会自责，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对着一个全男性构成的学术会议或者“学术委员会”进行指责。在我们的批判被当真之间，我们首先会被贴上“那个就知道拿性别说事儿的疯女人”的标签。

但问题是，如果这些事情没人call out，就会打哈哈地过去了，然后这个毫无性别平等意识的学术圈结构，就会一遍遍地被复制，兄弟俱乐部会代代不息。50后被淘汰了，还有60后正在忙着骚扰女学生。60后被me too掉了，还有70后娶女学生。70后情债还完了，还有80后家暴，90后前PUA后继——没有人可以放下一切，做得起那个“疯女人”，去怼天怼地怼一切。

而我们的男性盟友在哪里呢？口头上抽象支持“平权”的人如今有很多，再进一步能准确理解“女权”不是“女人要踩在男人头上”的，会少一些，但是也有。而敢于承认自己是“男性女权主义者”的，就已经很难得了，屈指可数。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一种盟友，其实可能都不必懂女权理论，他只要愿意做饭、平分家务、在我们赶论文的时候多带带孩子，就很好；他能在自己参加的学术活动中，主动提出多邀请一些女性，就很好；他能在女同事说话的时候，不打断，耐心听完，就很好；他能在接受媒体采访、杂志约稿的时候，推荐一个女性同事，就很好；他能在女性同事出了新的学术成果的时候，帮忙转发一下，就像转发自己孩子的涂鸦一样，就很好；他能给女同事的朋友圈多点赞几次，正如那个女同事给她点赞的频率一样，就很好……

关键就在于，他不需要成为一个“对天怼地怼一切“的疯男人，就可以做到以上一切。

当然我不会幼稚到，觉得随便呼吁一下，事情就能起变化。我也相信很多我的男同事，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委屈——“我并没有恶意呀”。偏偏有些时候，越是“没有恶意”，师出无名，越是难办。

我始终相信，深刻的变化和可见的进步，首先会来自女性内部，来自互相扶持、慷慨分享、积极共情的力量。

更小的时候，我也嫉妒过比自己有才华、漂亮、机会好的女生。越长大，我越觉得女人之间的“嫉妒“，是某种内化了的性别治理术。现在的我，想为所有在这条路上的女人喝彩。

道阻且长。没有人鼓掌，那我们为彼此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