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格隆汇”；文/江湖豆腐）

最近《长安十二时辰》热播，许多观众一直悬心于张小敬和小李必的生死，一边看一边发弹幕刷屏，但实际上这两个人有主角光环护体，可以被折腾得很惨，但绝对不会死。

如果要猜测一下生死，倒是可以猜猜靖安司主事徐宾的结局。这厮本来已经死两回了，但最终都活了过来。作为一个龙套，他是一个生命力顽强的龙套，最后死不死还真有点难说。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位徐主事，以及他的大案牍术。

神奇的大案牍术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谓的“大案牍术”这个词是马亲王杜撰的，这玩意儿其实是大数据在剧中的实际应用。

大案牍术分两部分构成，一个是由靖安司从各处调来的各种明档、密档构成的数据库，一个是以徐宾为核心的信息处理小组。这个套路和当代的大数据分析本质上是一样的。

当代大数据的基础是各类数据的信息搜集，以及程序对这些数据信息的归类、演绎。靖安司主事徐宾在靖安司这个系统里，充当的是中央处理器的角色。

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奇怪了，“大数据”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为什么古人也会呢？

其实，“大数据”作为新词汇确实是最近几年才出现，但这事儿本身并不新奇。当代的大数据产业胜在技术手段上，但这事本身而言，自古以来全球人类都已经在做了。

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18000年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不少部落首领在骨头、石器上刻下印记，来记录部落仓库里的各种物料，并以此推算未来，比如仓库里的粮食还够全部落吃几天之类。

公元前300年左右，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建立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不是人类第一座图书馆，但它的藏书几乎涵盖了当时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可以认为，它就是当时最完备的数据存储中心。不过，它后来毁于战火了。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存储数据的习惯，比如大家看到的各种史书，实际上在古人眼里，那就是存储起来的数据。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执政团队可以对时下的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得到或者避免某种结果。

为了保证推演的过程中产生的偏差尽可能地小，人们对于基础数据的真实性要求是非常考究的。比如，政府对史官的要求是“秉笔直书”，东汉以来的“起居注”，更是以法律形式来保障基础数据的真实性。国家法律规定，帝王不能看起居注，更不能篡改它，如果他一定要看，史官必须写下“某年月日，上阅起居注”；如果他一定要改，史官必须对篡改前的原文归档，并对篡改之事做记录。然而聪明的你，一定会明白，这种约束帝王的法律其实一点屁用都没用，纯粹是个花架子。

基础数据库的建立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时期，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数据分析则是另一回事了。

1663年，一位叫约翰·葛兰特的英国人，用他记录下来的黑死病死亡人数信息，建立起了早期的卫生防疫预警系统理论。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统计数据分析实验。顺便一提，这位英国人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他是做布匹生意的商人，业余有点这方面的小爱好，成名之后才被人视为科学家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这样看待大唐天宝年间的徐宾。他其实是一位造纸商人，业余有个搞数据分析的小爱好，后来兼职在靖安司做了数据中心主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每次靖安司大难临头的时候，徐宾都溜号回家去造纸。很显然，他可不愿意为了一份兼职把命搭上，忒不值当的，还是造纸更重要一些。

很多年后，人类发明了无线电波，发明了计算机，发明了互联网，还发明了5G，这些新的科学成就都被不断地被应用到数据存储和分析处理领域——大数据时代来临。

大案牍术可信吗？

《长安十二时辰》里，徐宾刚出场的时候，是一个装神弄鬼的角色。当然，他装得挺有仪式感，每次都把靖安司的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徐主事阅卷之前必定先净手，阅卷之后再郑重其事地封好档案，然后整肃衣冠，一边闭着眼睛想台词，一边用双手捻动脖子上挂着的珠子，暗示别人他并没睡着。要过上那么一会儿，他才会睁开眼睛跟旁边的人说，事情原来是这么这么回事儿。

本来徐宾的忽悠一直挺顺利的，但是他的上司小李必虽然少不经事，却毕竟不是一个智障。有那么一回，小李必终于开始怀疑徐宾，结果一查，事情果然有猫腻。可想而知，小李必当时的心里肯定是有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从那一刻起，靖安司的书吏们都不跟徐宾握手了，大家都懒得搭理他。

那么问题来了，大案牍术，靠谱吗？

在李必拆穿徐宾捣鬼之前，靖安司上上下下都相信大案牍术，可以说，大案牍术是靖安司的根基所在。靖安司推导一切案件都以大案牍术为依据，从司丞李必到门口的卫兵，大家都相信，大案牍术是最公正、最客观的研判方式，因为数据没有感情，它不会像人类那样受到主观意识的左右。

但是，物联网是表象，真正催动大案牍术的核心依然是人。

当李必意识到这个真相时，心中信仰的大厦轰然倒塌，整个靖安司都面临着信仰重建的问题。既然大案牍术都靠不住，那么还有什么玩意儿靠得住呢？

李必收走了徐宾的钥匙，从那一刻开始，徐宾就在靖安司成了人憎狗嫌的存在。

为了在李必心里重建大案牍术的信仰，徐宾玩了一手欲擒故纵，他在造纸工坊给李必上了一课。他告诉李必，由于纸价上涨，而朝廷又不肯增加预算，导致基层的书吏们工作积极性缺失，于是书吏们在记录第一手数据的时候，越来越不认真。徐宾的言下之意是，大案牍术的最底层数据就已经不靠谱了，所以局面搞成这个样子不能怪我忽悠你，我不忽悠你也改变不了大趋势啊！

徐宾的一番话又把少不更事的小李必给说服了，但是，小李必心中再度重建起来的大案牍术信仰远不如从前那样坚定了。李必继续坐在靖安司办公室里装淡定毫无意义，倒不如学张都尉在长安城里钻来窜去的，好歹也锻炼了身体。于是，李必就被各路暴徒打得头破血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数据，也是有bug的。

首先，在这个世界里存在海量的信息，这些基础信息本身也是真真假假，真伪难辨。

其次，处理信息的程序本身也可能存在逻辑bug，它要是故意骗你怎么办？

另外，即便是这两项都没有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见仁见智，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同样的数据里，大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有可能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以上这些还只是客观上难以杜绝的问题，如果算上主动性的数据造假，那这事儿更是一团乱麻了。

在当代，现实中的大数据应用带来的改变也是一言难尽。比如前不久的周杰伦打榜事件，蔡徐坤占据超话榜首60周时，看起来威风八面，简直一代音乐教主的风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比排名低一大截的周杰伦强。

“刷数据这种没有半点技术含量的事情，谁不会啊？”

果然80后的大妈和90后的阿姨们一联手，00后的小坤粉们就滚一边哭去了。

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信任大案牍术？

《长安十二时辰》是一部虚构的电视剧，大唐朝并没有靖安司，自然更没有徐宾这样的人存在。但是，大案牍术是存在的。

自古以来，确实有不少很厉害的历史人物能够洞悉命运，能够预见未来。但是这不是什么神迹，这些都是一些罕见的高人在掌握了数据分析方法之后，根据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

不过，在99%的人都是文盲的时代里，去讲这些道理没有用，像徐宾那样装神弄鬼搞得仪式感满满再来说结论，这才是高效率的上策。所以，戏剧里的诸葛亮都穿上了八卦仙衣，手拿白羽扇，时不时闭目掐指一算，就知道“今夜曹贼必来劫营！”没办法，很多人就吃这一套。

于是在古代，大案牍术变成了一种神奇的存在，凡是掌握了大案牍术的人都会被文盲们奉若神明。但是真正掌握了大案牍术的人，自己心里是清楚的：“这东西很有用，但它不是万能的”。

古代的读书人认为，他们学习的是圣贤治国之学，可以造福天下苍生；是天地间的大道，可以洞悉过去未来。实际上，前者学习的是数据库里的储存数据，后者学习的是分析数据的方法，只有同时掌握了两者，才能打开智慧之门。

然而，四库之书，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一个人纵然天纵英才，皓首穷经，终其一生，亦不可尽读。数据库就已经无法穷尽，数据分析方法同样也很难运用纯熟。所以真正掌握了大案牍术的人，既相信它，又怀疑它，——徐宾就是这种人。

当代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真懂大数据的人知其有所不能，只有那些外行才把大数据视为无所不能的神器。

结语

大唐天宝三年，距今已经过去1275年，时代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唯有人性，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当代，许多人对于科学的认知，依然和天宝三年的大唐子民们相去不远，要么视其为洪水猛兽，要么视其为绝世神迹。互联网没有改变这一点，大数据也没有改变这一点。这是一个科学拜物教的时代，之前是互联网拜物教，现在是大数据拜物教。

数据是有价值的，但它并非价值本身，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否则就被书坑了。

李必没有被徐宾坑到底，他终究还是醒悟了，他心中重建起来的大案牍术信仰会和之前有极大不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